中共上述博弈结果是不是由此形成了党的正式文件或固定的制度安排，因为缺少文献证据而不敢断言，也可以视为一种“潜规则”。但从中共十四大所形成的最高权力安排来看，实际产生了总书记和“储君”（接班人）并存的双重权力架构以及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从江泽民正式执政10年和胡锦涛执政10年的时间来看，他们都执行了任期制。虽然党章没有规定总书记的任职期限，但因为实行了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三位一体的最高权力架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任职期限是以国家主席的任职期限为准。在实行任期制的同时，江泽民和胡锦涛应该说都各自执行了“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外界普遍认为胡锦涛作为江泽民的接班人是由邓小平指定的，而习近平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则是由江泽民、曾庆红捧上去的。

在中共最高权力安排中实行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应该说是邓小平和他的党内主要对手——以陈云为代表的元老派政治博弈的结果，也是他们基于1980年代因为没有有效解决党的最高权力的约束和更替的诸多问题所作出的反应，他们共同认识到了，党的最高权力在党的权力架构中必须有所约束，在任期上必须有所限制，在权力更替上必须提前有序安排，否则，这个党必将持续出现1980年代那样的政治动荡。

从中共十四届以来，中共最高权力趋于统一，原来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分置三人的权力结构被终止，党政军最高权力集中于一人之身，其合法性得以加强。但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了制度约束，最大的约束是任期限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10年。中共执政集团显然已经尝够了毛式终身制对党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任期制至少可以令最高领导人的错误决策和行为不可能无限延续。在实行任期制的同时，建立“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也是为了限制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使得最高领导人两届任期结束后必须按时交权，而且是交给一个并不是自己指定的接班人。

2012年11月8日，警察站在江泽民（左）和时任中共领导人的胡锦涛肖像前。 Feng-Li-Getty-Images

这些制度变化比较于毛时代的权力终身制和邓时代的最高权力的失序状态，无疑是一个进步。在中共不能以宪政民主的方式建构国家政治制度的条件下，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实行任期制，以及取消他们指定接班人的权力，可以视为政治转型的一个过渡性办法。江泽民执政两届之后，和平交权给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胡锦涛亦是依此规则在两届任期满后将权力交给习近平，从总体上看，他们都遵守了从党的十四届所确定下来的最高权力更替的潜规则。虽然江泽民在卸掉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这两个职务时曾经留任军委主席半届时间，但他显然也是忌惮于党内已经定下的“规矩”而不敢将此权力长期把控在自己手中。胡锦涛虽然在十七大前看来没有如愿安排李克强作为接班人，但后来则是深明大义，他在党的十八届全身而退，将党政军三大权力一次性全部交给习近平。

从任期制走向了分赃制

值得注意的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在江胡执政的20年时间里，虽然政治运行相对稳定，党内斗争趋于缓和，而且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和国民财富大幅增长，但党内政治伦理急剧恶化，腐败呈几何级数的增长态势。新问题的产生，与实行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是有直接关系的。

首先，在任期制的约束下，最高领导人的执政时间只有10年，这10年的前两三年，现任最高领导人必须应对处理前任最高领导人所确定的人事安排，而这10年的后两三年，现任最高领导人则必须考虑交权之后的人事安排——尽可能在新的中央领导集团中安排自己的人马。如此一来，执政10年时间其实只有一半时间是真正属于最高领导人自己的有效执政时间。

2012年11月16日，一份报纸头版刊登了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前任胡锦涛的照片。 Lee Jin-Man/Associated Press

其次，在“隔代指定制”的约束下，现任最高领导人没有指定自己接班人的权力，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培养可以延续自己政治路线的继承者，这使得他在任期内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志时，不仅受到了时间（任期）的限制，而且也受到了继任者的限制，其第二届执政期的最后几年里只能沦为“看守内阁”。

第三，在“储君制”的约束下，在党的最高权力结构中，实际上存在着三个权力中心，即前任最高领导人、现任最高领导人和候任最高领导人（储君），党的最高权力处在分化状态，无法形成统一、集中和有效的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