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由于钱学森回中国，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1959年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重要职务。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1979年钱学森荣获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6年10月获“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 。2009年钱学森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1]。2009年10月31日北京时间上午8时6分，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2011年12月8日，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国航天之父

“两弹一星”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但其中有一个人居功至伟，这就是被誉为“航天之父”、“导弹之父”的钱学森。“钱学森当时如果不能回国，我们也会发展导弹、原子弹这些尖端技术，但绝对不会这么快！”中国中科院院士梁思礼如是说。

科学报国路上 贵人多

1929年，18岁的钱学森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了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的机械工程学院，攻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雖因伤寒病假休学一年，但1934年8月，他以第一名成绩从上海交大机械学院毕业，並乘坐火车来到当时的首都南京“进京赶考”。钱学森的目标是考取一年一度的“庚子赔款奖学金”。钱学森考取“庚款奖学金”的过程却并不顺利，或许是当时母亲病重的原因，钱学森此次发挥严重失常，各门成绩均不理想，而向来擅长数学的钱学森，竟然数学不及格！唯独一门课程“航空工程”拿了高分——87分。有一位关键的贵人站出来帮了他一把——此人名叫叶企孙。叶企孙在确定人选时，注意到钱学森虽然其它学科不好，但是“航空工程”这门课程考了87分的高分，认为钱学森是有志于“航空工程”的学习，于是破格录取了钱学森[2]。

錢學森1935年與其他19名庚子賠款留美公費生，從上海赴美國留學，1936年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碩士學位後，到加州理工學院向空氣動力學權威西奧多·馮·卡門教授（英語：Theodore von Kármán）學習。1939年，錢學森獲得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發表著名論文《可壓縮流體的二維亞音速流》，後被學界稱為錢-卡門公式。1943與1944年，錢學森還為美國軍方設計了第一枚分級火箭Private A。1949年大陸易幟，熱愛中國的錢學森想回中國，但遭美國阻撓，1950年8月30日甚至被臨時收押在洛杉磯附近的特米諾島(Terminal Island)監獄裡15天。1955年，在中美展開長達幾個月的日內瓦雙邊會談之後，錢學森被用以交換在韓戰中被俘的美國飛行員，輾轉於10月8日返回中國。在錢學森的帶領下，與錢偉長（錢偉長與錢學森、錢三強被周恩來稱為「三錢」，是中國近代力學重要奠基人之一。）、郭永懷等傑出科學家創建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同年10月，錢學森受命組建中國第一個火箭飛彈研製機構，並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指導計畫協調技術。1958年開始研製航太運載火箭[3]





得周总理保护 立革命情谊

中国航天事业走到今天，钱学森起到了建言献策的支撑作用。他还与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记得在一次东风导弹发射试验时，技术人员发现弹体出现变形，立即上报。钱学森观察后认为，这是加注液体燃料时方法不当，造成内外压不平衡所致。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不会影响发射，但当时的基地司令不敢签字，于是将这一问题报告给聂荣臻元帅。聂荣臻坚定地回答：“我们说过，技术问题要听钱学森的，钱学森同意发射，我就同意发射。”最终，导弹顺利发射，试验成功。1991年10月，钱学森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钱学森坦言，此次得奖心情并未感到有多么激动，因为此前已经有过两次激动人心的时刻：一次是当自己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时；另一次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5人评选为解放40年来的优秀共产党员代表，这也让他很激动，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4]。

兩彈一星升空 光耀祖國

1956年10月8日，周恩来批准中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航天部前身）正式成立，并开始建设北京的“四大工程”，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这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史无前例的卫星与火箭研制工作正式开始！1960年11月5日，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终于成功发射，结束了中国没有导弹武器的历史。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1月，我国人造卫星工作正式上马，代号为“651任务”，并成立了“651”卫星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赵九章被打倒，随后不堪受辱自尽[5]。

1969年8月9日，在聂荣臻等一大批具体负责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靠边站”的非常时期，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二机部负责人参加的国防尖端科研会议，针对一些承担突破航天工程技术关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正常进行研制工作的严重问题，郑重宣布：“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时为七机部分管军工科研生产的负责人）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国宇）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学森）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与此同时，周恩来批准了一份需重点保护的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名单，郑重地指出：“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6]。

终于，在1975年，中国成功地发射并回收了一颗返回式卫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和前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也为后来的载人航天奠定了坚实基础。

识时务的科学家

中科院力学所退休研究员谈庆明先生，与钱学森共事10年。在新民周刊的访问中提到，钱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高瞻远瞩，对中国的国防事业作了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也说过错话，但并不能掩盖他的贡献。钱先生的第一任秘书张可文说，钱先生在美国受到5年的迫害，有严重的反美情绪，所以，他非常佩服毛泽东，只有毛泽东敢跟美国对着干。没有钱先生这样的经历，不能体会他的心情，他因为反美，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对毛泽东无限服从，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他主要的精力都在两弹研制那边，跟老同事几乎没有接触。他的生活与外界接触很少，不像其他知识分子，当时虽然都受到迫害，但互相之间还有一点交流，可以更好地看清楚时事[7]。

推波助澜 多次论证亩产万斤

根据杜润生记述说， “大跃进”时期，一次毛泽东问科学家钱学森: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钱学森从纯科学道理上讲，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阳能都转化为粮食，一亩地产四万斤粮食是可能的。毛泽东相信了亩产万斤的“卫星”[8]。在庐山会议时，李锐就问毛泽东，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答曰，受了钱学森的影响[9]。虽然他根本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他的文章为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上"的论证，客观上为"大跃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0]。

1958年4月29日，他在《人民日报》以中囯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头衔发表 一篇文章，题为《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其中写道:“作为一个搞力学的人来说，不免总是从能方面来 考虑。最近我算过这么一个粗浅的账，就是地球上一个单位面积上，受太阳的能有多少。假设我们说，一天太阳光 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如果我们只计算1%的能用来转为植物有效 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当然，这里面有许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但我们可以向这个方向去考虑。"受到这种理论上的科学方法的误导，一些地方的农民被告知 安装电力设备，以便在夜晚给地里的农作物提供光照，并且使用吹风机 给密植的水稻苗通风 [11]

钱学林在 6 月 16 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短文。文章认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 30 ^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 [12]

1959年，钱学森在《知识就是力量》第 9 期上发表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一文，文章通过太阳能估箅了粮食和木材等的单位面积年产理想[13]

互贴大字报 躲过问题

1957年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这是钱学森回国后经历的第一场激烈政治运动，他丝毫没有此类“运动经验”，完全不知道应该怎样“响应号召”。在“大鸣大放”中，响应号召就要贴大字报，当时力学研究所给钱学森贴大字报的人不多，因为他在美国重重罗网中回国，大家都很敬重他。不过他毕竟是一所之长，总不能没有大字报，没有反而可能成为问题。于是，秘书张可文就和钱学森互相贴大字报，张说钱太严肃，接近群众不够；钱学森也给张秘书贴，说她“太孩子气”[14]。

撰文终身不忘毛主席

钱学森回中国之后，先后受到毛泽东的六次接见。钱学森说：“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钱学森心目中的重要地位[15]。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死後一周，錢學森發表文章於9月16日的《人民日報》，標題是《終身不忘毛主席的親切教誨》。文章回忆了毛泽东主席几次会见他的情景，钱学森的这篇文章还译成英文发表。9月18日，钱学森也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追悼大会[13]。

特异功能研究的提倡者

20世纪70年代末，当人体特异功能是真是假，科学工作者及社会各阶层还众说纷红云的时候，钱学森支持一些热心的科学工作者，对捕捉到的现象进行科学的核实和实验，严谨地进行科学检验[16]。关于中医(更具体地说是经络〉、气功与特异功能问题。钱学森认为， "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有相互密切的关系。" 关于特异功能，他提出下列看法。什么叫特异功能?这"实际上就是人的潜能"也是人体这个开放复杂巨系统的一种功能态。也说「特异功能问题是人的潜力问题，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实际上还是在探索，还不能说是开始了真正的研究。[17]」

按照钱学森的意见（《论人体科学》一书中，就人体科学体系来说，在应用技术、工程技术方面，它包括体育技术、武术、杂技、武打功、身段功。人一机工程是研究人跟机器的配合，使人与机器的效果达到最佳状态。通过人体实验获得相应数据，就能对功能态模型(包括人体巨系统的结构和参数)加以确定，并使模型输出与人的实际行为等价，从而展现人体各种功能态的概貌。可以深信;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只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观与还原观相结合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并以系统科学思想为依据，我们就一定能在人体科学研究领域内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18]。

1981年5月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在重庆召开，钱学森在书面发言中，高度评价了中国人体特异功能的发现。他说：“是人体特异功能的青少年，打开了人体科学的大门。”特异功能的机理初探应该说，人体特异功能机理这个课题还只是刚开始研究，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入门。然而，这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人体特异功能科学的突破，可能就在于此。因此，钱学森特别呼吁“加强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