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去年被一家报纸评进年度多本书籍之一，要求写的作者自供）

得感谢负责此书出版的辛海峰先生将书名改为“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典故来自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发条橙子》，开场白即为“下面玩什么花样呢”，反映的是亚历克斯、彼得、乔治、丁姆四位少年无所事事的日常生活状态。有很多个周末，午睡过后，我也准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问。我们像动物一样发问——正因为不知道干什么，正因为无聊、乏味，我们才这样疲倦地问自己。

小说原名“猫和老鼠”，偏近于对故事的解释（而“该干些什么”偏近于对一种状态的解释，偏近于象征）。小说可用一句话概括：因为太无聊，并无法依靠自己解决这种无聊，主人公决定犯罪，与警察玩你追我赶的游戏。它取材于新世纪后发生的一起真实案件，在阐述犯罪动机时，当事人神神叨叨，看起来像是用疯子的语言与外界交流。直到死刑执行，真相也没出来。但他成为一只箩筐，将很多专家、媒体、读者的解释都装了进去，他们为着维护自己的利益、职责、良心还有可能是粗浅的见识，将他解释成他们想象中的样子，或者说是想要的样子。我在其中之列。我想他就是因为无聊。我想提醒一下，这里所说的无聊是个重要问题，是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的问题，而不是我们对别人的街谈巷议（不是一种吊儿郎当）。它甚至可以被解释为无助。如果有上帝，那么它也应该成为上帝同情的一种遭遇。

将主人公设定为未满20岁的青年，既为着忠实于原型，也为着配合我想到的一个处境：我们越是在20岁前，越容易出现局外感。世界就在眼前，但是看起来我们对它无能为力。特别是在独生子女时代，溺爱更容易发生，因为溺爱同时而起的是不放心，是操控，是对子女人生的僭越。有很多独生子女是独自去面对世界的，也有的只是扶着方向盘，仅仅是扶着，而由父母（以及他们的关系）实际操控，将这一路开完。父母从原则上的导师变身为事无巨细鞠躬尽瘁的保姆，厉害一点的几乎连孙子的人生都决定了。读什么大学，参加什么工作，找什么样的老婆，等等，没你的份。因为自我创造的减弱，更容易看见无聊的魔鬼。因为在这个世界无所事事，因此，既焦灼又疲倦地问自己：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不独是青年时代，在人生的很多时光里，每当我们变成不被需要的人，每当世界的城堡向我们后撤一步，我们就会想到这个问题。我写的是一个极端的反抗。它充满罪恶，一点儿也不可取，值得反复鞭挞。相反的方式是去做英雄。英雄也可以出于无聊。也许那是可取的方式。我投下一枚硬币，因为是反面，所以我写反面。也就是说，我完全也可以走相反的方向去写。我可以写一个人有勇气面对这处境，去当一名自己想要做的英雄。我自己就有英雄梦，我忍受不了在县城的生活，我吃什么，穿什么，工作怎样，都和家庭联系很紧密，我甚至不用洗自己的内裤。我丢掉那个备极无聊的公务员工作，跑出来打工。起初在报社，现在在写作。

因为将自己太多的观点投入到这个年轻的主人公身上，让他演说出来，有不少人批评。认为一个二十岁不到的人说出三四十岁的人的话不妥帖。我认同这点。现在也很后悔。书出版后有几起青少年的案件发生（最近的是红领巾案），有好些记者和读者@我，说这就是《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现实版，认为我预言了某种现象。我什么也没预言，我取材的也是一件真实案件，我不可能去预言我所取材的那件案子。而这些后发的案子也教育了我，我想我对他们的理解越来越多，可惜当时我已经自以为是地写了出来。

我到现在还很好奇，当初那个杀人者，他为什么杀人，到底为了什么。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留给我们一些支离破碎的密码。现在我认为他也是在心智不成熟的情况下设定这个密码的。就像我们随便捉弄人，随便抛出一个谜面，让人苦苦地猜，而实情是什么谜底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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