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1897年3月14日－1971年9月5日）浙江宁海冠庄人，原名天授，字大颐，因触老师经亨颐的讳，故未行用，号阿寿、寿者，晚年常署雷婆头峰寿者、东越大颐。现代美术家、美术教育家。20世纪近现代中国画四大家之一（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被推为20世纪画坛四大家）。师从吴昌硕，上溯徐渭、八大山人、石涛。其画布局险、大开大合，用笔重“金石味”，朴厚挺劲，赋色沉着斑斓，书法质朴刚劲，个人风格强烈。

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一直献身于美术教育事业，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1966年文革开始，潘天寿失去了创作自由，以及随之而来的没日没夜的体罚、游斗、逼供，大量优秀的作品也被批判。1971年，重病之中的潘天寿告别人世[1]。

主要作品收入《潘天寿画集》、《潘天寿书画集》等。著有《中国绘画史》、《中国画院考》、《中国书法史》等。

四全合一 得心应手

诗、书、画、印合一是中国画的悠久传统，山水花鸟画更加具有这个特色。凡是有成就的中国画家，几乎都有诗、书、画、印"四全"的特色，虽然不一定完全平衡，而潘天寿发扬了这方面的优秀传统。潘天寿也说："画事不须三绝，而须四全"；意思是作为一个画家不一定能做到诗、书、画登峰造极，但必须诗、书、画、印四全。而在他不仅对四者有全面的修养，做到画面上的"四全"；更可贵的是，他把这四者的结合，在形式上做到了文人画中前所未有的统一和极尽完美的程度，从而使传统绘画这种特有的完美法则得到最高的体现。

靈魂的寫照 “一味霸悍” “强其骨”

潘天寿善于以书画之法入印，另具一格。他的篆刻，有书法中凝重苍劲的笔调，有绘画中奇倔壮阔。最能代表他治印造诣的，是那方他常用的白文"潘天寿印" ，这是正宗的汉卬风格，运刀全用中锋，刚中有柔，巧中藏拙，拙中藏巧.以挺细取胜，颇得汉印中"军假司马"、"关中侯印"、"都亭侯印"、"安阳侯印"的神髓[2]。潘天寿追求画面的“明豁” ，因而他特别注意了画中空白的运用，而且他把落款也作为画面构成的重要因素，运用得得心应手。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说「潘先生有两方印是他灵魂的写照，一方是“一味霸悍”，中国画以前讲究的是书卷气，不要霸悍，但是潘先生就强调一味霸悍，这种霸悍之气到今天，我们可以从中读到中国人的雄强之气，另外一方印叫做“强其骨”，我们骨气要强起来，顶天立地、铮铮铁骨，这两方印是解读潘天寿先生绘画非常重要的导引。[3]

奇崛肆意的行草书 成就最大

潘天寿先生书名为画名所掩。吴第之生前亦著文称“潘先生的书法功力很深、先从钟太傅、颜鲁公、史孝山入手，后学魏晋碑，参以明黄道周、倪元瑙和近代沈霖史各家、形成自己豪迈朴茂的风格、几乎无施不可.其造诣甚或在画之上。”潘天寿的笔墨造诣最被人称道的是用笔，黄宾虹曾称赞其“笔力打鼎” ，潘天寿自己认为画家用笔是借鉴了书法的用笔，书画同源，中国画的笔墨可以说是中国书法笔墨的延伸和发展。如今书法理论界普遍认为潘天寿堪称二十世纪书法大家 [4]。

诸体之中，潘天寿写得最多、成就最大的当推他奇崛肆意的行草书。他的行草书与画风十分相似，都为奇险中寓平稳的风格。潘天寿的笔法应规入矩而又随势生姿，由于他笔力生涩沉厚和运笔的率真奔放，使他的笔画姿态多样，笔势变幻令人目不暇接，但总的格调是坚挺峭拔，以方折为主。[5]。





潘天寿生平介绍视频

续优秀传统之正脉 迎时代变化之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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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头僧图 纸本设色 94.8×172CM 1922年 秃头僧图 纸本设色 94.8×172CM 1922年

潘天寿的艺术道路可以大致分几个时期：海派浸润时期（1923－1927年，26－30岁）、积极探索时期（1928－1937年，31－40岁）、风格形成期（1938－1948年，41－51岁）、求新衍律呈时期（1949－1956年，52－59岁)、艺术全盛时期（1957年－1966年，60-69岁）。

昌硕老人厚爱 海派一拍即合

潘天寿27岁去上海，后任教上海美专。诸闻韵、诸乐三兄弟把他引荐给了吴昌硕。当时上海是全国艺术氛围最浓的地方。潘天寿拜谒了八十高龄的吴昌硕。老人十分器重这位二十六七岁的浙江同乡，在书画交往中，称其“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并以此书写一副对联相赠，又作七古长诗加以勉励。这五年中留下的代表作品并不太多，《蔬果图》、《拟伍翁墨荷图》、《秋华湿露图》均可看出学习吴昌硕的痕迹。题款也多取吴昌硕惯用的条式长款，连字体也开始有些靠近。潘天寿初学海派画风，但不久又力求摆脱吴昌硕的影子。江南常有把不识时务的人称为“寿头”、“阿寿” ，此时一种“阿寿”的称呼出现了。这既有亲呢之感，也含有上述之意。因为大家认为潘天寿学吴昌硕学得这么好，还要脱开，实在寿头寿脑，有点儿发傻[6]。

潘天寿受吴昌硕影响很深，笔墨颇得吴昌硕神韵，浑厚凝重，十分大气。他虽比吴小五十余岁，却在魄力气度上与吴颇为接近，所以他与吴派画风一拍即合，很快成为吴派中的健将。文艺界普遍认为吴昌硕有三高足：第一陈师曾、第二潘天寿、第三王个簃。他们的艺术成就都为中国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7]

美术史上说，潘天寿学吴不泥吴，吴昌硕感叹：“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开我最远，大器也。[8]”吴昌硕在《读阿寿画山水障子》诗中，称他"龙湫飞瀑雁荡云，石梁气脉通氤复，久久气与木石斗，无挂碍处生阿寿。寿何况兮颀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9]"

艺专十年 画出自己的面目

据说几年以后，潘天寿为了跳出吴昌硕风格的笼罩，凡是下笔见出吴派影响的，就立即撕掉，足见决心之大。1928 年他离沪赴杭，在白露节作的《绯袍图》上，题云: “予不懂画，故敢乱画，说是画好，说不是画亦好，不妄自批评，被训蜀犬。懒头陀如是说法。”此段独白再次表示了他决意摆脱吴昌硕影响而走自己的探索之路，进入了他艺术的积极探索时期，这个时期通常称为潘天寿酥酿自己风格的“艺专十年”。他一生中生活较为安定的有过前后两个十年，这是前十年。三十而立，潘天寿碰上了最好的机遇。1928年蔡元培在杭州创建的国立艺专，揭开了中国美术史上意义最深远的一页。杭州艺专在全国举足轻重，该校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学术空气比任何地方都浓，环境十分有利创作。

潘天寿在拜识吴昌硕后，花鸟基本上模仿吴体，山水在学习吴体的同时，更多的是潜心于对石涛、石溪的追摹。作于1928年的《白云飞》，可以说是潘天寿对这三家的一次风格上的综合实验。作于1935年的《江洲夜泊》，是潘天寿风格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图主体的树干相交成“井”字型构图，全图明显具备了“骨架组合”的构图特征，在平面分割上对空白处理，以大小不等的长方形统一调子。观此幅可知潘天寿独特的艺术风格已呼之欲出[6]。潘天寿先后曾作过数幅《江洲夜泊图》，构图均有不同之处，图上题诗亦有多有少。1953 年，也就是创作1935年那幅《江洲夜泊》十八年后，潘天寿以指画用几乎同样的构图方式重画了这幅作品[10]。

苦闷的年代 无用武之地

从1938年至1948年是潘天寿风格形成期。虽然长达11年，但其中抗战八年辗转内地，作画自然就少，感慨良多，诗多于画，条件差，篆刻研究不受大的影响，于是《听天阁诗存》和《治印丛谈》应运而生。所以绘画风格形成关键的倒是抗战胜利后的二、三年，1946年潘天寿在昆明办过一次个人展览，所展作品售馨。1945年的《浅绛山水图轴》开阔饱满的方形构图已具有潘天寿的个性，是他确立个人成熟风格的一个标志。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政权带来一个全新的时代。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了一个时期的方针。作为年过半百的老艺术家，潘天寿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他首先要弄明白新政权需要他怎么做，他不愿落伍。于是听从学校领导的意见：改画人物画，因为人物画据说比较可以反映政治。他又改大写意为工笔画，因为工笔画更接近具象，容易被工农兵接受。1950年，国立艺专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西画合并成绘画系，中国画被忽视。他随着师生一起下乡体验生活，参加土改，前前后后作了三年多的人物画创作，其中《蹈跃争缴农业税》（简称《缴公粮》）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不久，潘天寿受命调离教职，转为替学校收购、鉴定民间古代藏画。他与吴弗之等被安排在民族美术研究室。

他苦闷过，因为不让他上课堂教学生；他疑惑过，难道新社会真的不需要花鸟画、山水画了吗？直到世界和平大会的政治需要，老画家画和平鸽可谓是有了用武之地。1953年他画了大画《松梅群鸽》，又画了《江南春雨》（青蛙）反映禾泰丰收，均得到好评。他终于明白共产党、党中央并不反对花鸟画。潘天寿等老先生的作用得到了发挥。

创作高峰 大笔揮灑

潘天寿在新中国刚成立坐冷板凳，直到1957年复出。从1957年至1966年是他一生中第二个平静的十年。潘天寿不但创作获丰收，在他执长的美院，中国画教学经过改革完善，也获得了成功。以浙江人物画风靡全酉的新浙派被刮目相看,杭州成了中国画朝圣的地方[11]。

这时期潘天寿除教学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外，几乎天天作画，艺术风格更为强烈鲜明。潘天寿进入了他艺术创作的全盛时期。此时，技法纯熟，作品甚丰。而且喜作大画，常常把两张丈二匹幅的宣纸接起来，铺在地板上作画，一连几小时，或蹲，或坐，实在累了，就卧在宣纸上挥写。时而渲染，时而勾勒，画兴大发，竟端起调好的墨水，在宣纸上泼洒[12]。

此时，潘天寿如日中天。他身体十分健壮，学术上，可谓是人们仰慕的高山；生活中，他是众人尊敬的长者。北京方面又来与浙江省委商量，把潘天寿调北京去任全国美协主席。但浙江省委舍不得放，要求让他留在杭州。人一旦出名以后，许多事情都将身不由己，潘天寿发现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一是行政事务繁忙，一是作画的社会任务很多，各地大型建筑蓬勃兴建，需要大幅山水花鸟画装饰。虽然是国家任务，但他还是把它看成创作实践的契机。当时的新中国，对于传统中国画有很多除旧的批评。例如："中国画不能作大画"、"没有世界性"、"必然淘汰。"这些言论都刺痛到潘天寿这位由衷热爱中国画且能力全面的画家。

名言: 变从常起

潘天寿是善于打破正格的艺术大师，在他的笔下，独创一格，不受成规束缚，然而，却一贯主张从基础学起。先本乎正，而后求变。他那"变从常起"的名言，不论对作画或治印，都有其指导的意义。

大画之最

他为饭店、宾馆作的大画，都需将纸摊在地板上。潘天寿在作大画他总是强调“要霸住一幅画不容易”，靠的是画面的布局结构和笔墨气势，尤其是作画人的精神境界和品质修养。在作这些大画时，他就像一个伟大的指挥家，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激情，如何驾驱全局的节奏。近现代画家中有谁拥有如此之大、如此之多的大画作品，潘天寿创造了大画之最。他擅作大画，既取画幅之大，更着意于作品的境界之大。这些大画又有一个特点，即多数是指墨画。潘天寿的大画触目惊心，让人振奋；小品又极其清新和简练。

潘先生也作过概括「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作大画亦然。须目无全牛，放手得开，团结得住，能复杂而不复杂，能简单而不简单，能空虚而不空虚，能闷塞而不闷塞，便是佳构。反之作小幅，须有治大国之精神，高瞻远瞩，会心四远，小中见大，便不落小家习气。[13]“」

意于格调

潘天寿的绘画艺术特別注重意境、气韵、格调等中国民族绘画的价值标准。他的作品总给人气魄宏大、令人激动振奋的感觉。 他的花鸟画清新刚健而朝气蓬勃，他的山水画苍古厚重而静穆幽深。他的作品真诚朴实、充溢着內在精神美，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力量。只有当一个艺术家的、修养、境界、情感、艺术气质和技艺都达到高水平的和谐匹配时，才能创造出真正具有永久价值的作品。潘天寿正是比许多同时代的画家具有更强的道德自觉和社会责任感。他一生以弘扬民族美术为己任，淡泊名利、刚直不阿[14]。

绘画是视觉艺术，潘天寿牢牢把握画面的强烈视觉效果，黄钟大吕，以强其骨。因而他着力经营构图中的反差对比、墨彩的黑白、线的纵横及屈伸之对比[15]。潘天寿主张"意境求静、气韵求动" ，从全局看，气脉就起了主要作用。画中气脉的布置，要有头有尾，不可散乱局促，而要变化贯通。气脉的生发，就像写文章，要有"起、承、转、合"一这就是所谓"开合"。开即开放，合是合拢。一是开头，一是收尾，中间有承转曲折[16]。

坎坷人生路 幸得家庭美满

尽管潘天寿人生道路十分坎珂，家庭生活是美满的。

潘天寿最早有一次由他父辈包办的旧式婚姻（原配姜氏）。由于文化差距大大，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这使潘天寿十分痛苦，最终使他在1928年登报离了婚。对于这次婚变，现在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是由于任何一方另有新欢，以乎也找不出比"性格不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后来的潘夫人原名何文如，婚后改名何愔。1906年生于杭州，出身名医家庭。1928年何愔考入国立艺术院绘画系，首届生。由于对潘天寿老師的倾慕，第二年便坠人爱河。1930年初，她与潘天寿自由恋爱成婚，那年她24岁，潘天寿33岁。至潘天寿1971年在“文革”中罹难，他们结伴人生41个年头。

1968年71岁是年5月，潘天寿受到"四人帮"集团的指名诬陷。 1969年73岁是年初，被押往家乡宁海县等地批斗。 4月，重病中被押往工厂劳动。由心力衰竭引起昏迷，送医院抢救。此后即卧床不起。1970年74岁是年，两次被送医院抢救，但未能得到认真的治疗。1971年75岁是年5月，在听了向他宣读的"定案结论"后，潘天寿由于愤慨疲乏，又大量血尿，再度被送进医院抢救，终于于9月5日在冷寂中逝世[17]。

關於父親，潘天寿次子潘公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作了美好的註解。他说，父親外表朴素、谦和，但内心却强悍、坚强，这让他的情绪并不轻易外露。“虽然他的一生非常坎坷，他的经历和挫折也有很多，压力非常大，但是回到家里却从来都是一句话都不说。有再大的压力他都顶着，顶不住也不抱怨，这一点我感受很深。所以我们家从来没有人高嗓门说话，我的父亲和母亲从来不脸红，从来不吵架。家庭和樂美滿。

遺作捐獻國家

潘夫人在子女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当她宣布要把他们父亲的遗作捐献给文化部时，五个子女没有一个反对。宣布潘天寿遗作捐献给文化部，潘师母登台致词，这是她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中演讲，也是她一生中惟一的演讲，用的纯粹是杭州话，但说得非常实在。记得她是这样说的：“天寿一生努力工作，用来回报生他养他的祖国，现在我们把他的遗作献给国家，是为了实现他說過“我的画将来要捐献给国家”的心愿。”[18]他的夫人何文如把保存的遗作捐献给国家，文化部奖励她二十万元，她把奖金捐给浙江美术学院，成立了潘天寿基金会，用于开展学术活动和颁发“潘天寿奖金”。





作品拍价 屡创新高

2015年可說是潘天壽年，拍賣公司端出博物館級別的巨構，在此拍卖市场冷靜期中潘天壽作品更是首度創出人民幣億元佳績，2015年中国书画前二十大排行榜上，四席潘天壽即為書畫家时至2015年個人前四高價，而在2018年又创新高。

2015年拍卖市场 拔头筹

2015年5月17日嘉德拍卖大观-中国书画珍品拍卖会上，潘天寿的代表作《鹰石山花图》从6800万起拍，经过数十轮竞拍，最终拍出2.43亿元，被神秘买家电话买走。该作品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约23.3平尺。[19]

潘天壽巨幅作品多藏於博物館，市場少見，每次出現都引來關注，創出天價。《鷹石山花圖》採用了潘天壽獨創的山水與花鳥相結合的創作圖式。所寫內容則由其花鳥畫中經典的鷹石、山花、野草等元素構成，捨 去了文人畫逸筆草草的隨興，在當時反傳統呼聲此起彼伏的大環境下，最大限度地結合傳統養分與時代精神，開拓出全新的花鳥畫創作體系。該圖畫面所見除黑、白之外，用色大約可歸納為青、綠、赭、紅、黃五種， 並以潘氏經典的滿幅構圖的框架結構布局，以大的框架撐滿畫面，從整體看，畫面動勢 加上題款、印章的位置的安排，呈「井」或 「口」字，比傳統構圖的「s」形、「之」字 形更具平面效果。追求畫面結構的平面性， 亦是潘天壽花鳥畫構圖的最大特點之一。成畫以來即為世欘目，經各方展覽、著錄前後計20餘次。2005年中國嘉德春拍以人民幣1171.5萬元成交，時創潘天壽作品價位紀錄;十年後再現市場，自人民幣6800萬元起拍，經過近一小時的鏖戰，在冷靜的市場調整期中，以成交價人民幣2億7945萬元 再次打破潘天壽作品價位歷史紀錄，成為年度中國藝術品第一高價[20]。

2018年 再创拍卖价新高

在2018年11月20晚举行的中国嘉德2018年秋拍暨25周年庆典拍卖“大观”夜场，此前备受关注的潘天寿指墨巨构《无限风光》以2亿元底价起拍，经多轮激烈竞逐，被电话委托席的戴维以2.5亿元落槌，加佣金2.875亿元成交，成为大观夜场第二个亿元标的，刷新艺术家作品拍卖纪录。此画取毛泽东《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诗意：“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该诗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潘天寿的《无限风光》于同年创作，翌年7月在《人民画报》刊载[21]。

编年简表

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卵 7 岁夏,入村中私塾读书。文章日课之外，喜欢写字，又热心于临墓《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插图。生母病故。

1910 年考入县城正学小学读书，与柔石结识；在城中一家纸铺购得几本石印字帖和《芥子园画谱》，课余潜心书画。

1915 年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到经亨颐、夏丐尊、李叔同等先生的熏陶指教，学业大进。

1920 年毕业后，先后在宁海、孝丰等地小学教书。

1923 年由师友介绍，来到江南文化中心上海，在民国女子工校教绘画课，悉心研究徐渭、石涛、八大山人诸家作品，并受到吴昌硕、黄宾虹等人的影响，艺术上有很大进步。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潘天寿一度曾在东南联大、英士大学艺术系任教。

1944 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1947 年秋因受排挤，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国画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从此定居杭州，住进了景云村。

1958 年后历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美协浙江分会、全国文联委员、浙江省文联副主席

1962 年 9月，他在北京新落成的中国美术馆开了一个比较大的画展，展出绘画和金石书法作品九十余件 [22] 。

。 1963 年 任“中国书法家代表团”副团长，出访日本。是年出版《潘天寿画集》·

1965 年 1月，潘天寿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23] 。

。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骤起。潘天寿在美术界首当其冲，惨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

1971 年9月5日潘天寿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在杭州含冤逝世 [24]

1978 年8月，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党中央推翻强加给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平反昭雪，恢复名誉[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