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菁｜2019-03-21

写在前面

新西兰基督城恐怖袭击之后，诉诸极端暴力的袭击者和新西兰的穆斯林社区，都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这是政见团队推出的“新西兰穆斯林”系列文章第三篇。点击阅读系列前两篇：新西兰的穆斯林移民史；新西兰媒体如何报道穆斯林社会。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不同选择

基督城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探望了受害者家庭和当地穆斯林社区。阿德恩的打扮令当场所有人感到震惊——她身着素装，戴了一条黑色头巾。此举上了各大新闻首页。当CNN记者采访幸存者时，一位名叫阿赫迈德的新西兰穆斯林回答说：“这意味着[总理]很尊重我们和我们的信仰，她来这里时帮助我们的，我很感动。”

新西兰总理这一举动具有多重象征性，她不仅通过自己的行动表示对于受害者家属及社区的慰问，更是在向新西兰国民与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新西兰尊重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在惨案发生后不仅努力使社会变得更为安全，而且没有放弃对多元文化的追求。

但若将阿德恩此举放在整个目前西方社会的整体语境来看，并非主流。

911事件之后，原本颇为流行的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逐渐变得不受欢迎。在西方思想界，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等人自1970年代以来，对传统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进行了多维度的反思。美国入侵伊拉克、叙利亚持续动乱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欧洲，对于文化多元主义的诘问日益增长，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理论再次获得更多关注，甚至在实际政策上向来倾向接纳难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2010年表示，德国社会试图建立文化多元社会的努力走向失败。

与新西兰仍坚持文化多元主义形成最鲜明对照的西方国家，莫过于它的邻国澳大利亚。作为大洋洲的两个邻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定居殖民国家（settler colonialist states），其现代历史从本质上既是殖民史，也是移民史。其中，澳大利亚以其20世纪初以来贯彻的“白澳政策”出名，从文化、移民法案和社会政策上都极力排斥非白种移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六七十年代。

19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受到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启发，开始各自的多元文化之路，并且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成为了该政策实施的典范。但是，911之后，澳大利亚再次转向，无论是民间和政坛都开始集体右转。譬如，2015年11月，反穆斯林团体“夺回澳洲”在全澳举行了抗议活动，与反种族主义者发生了冲突。而在2017年一次参议院会议上，澳大利亚极右翼参议员宝琳·汉森则身穿一身黑色长袍进入议事厅，并当场摘下头巾，目的是为了提出“禁止宗教服装”的提案。

汉森摘下头巾和阿德恩戴上头巾的举动，从某种角度体现了澳新两国政府人员对本国多元文化政策的态度。政府据此实施的社会公共政策，包括移民法、双语教育、移民融入项目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对多元文化和身份的认同或反对。

但是，光从政府和学界的角度来定义和思考文化多元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多元社区内部同样充满了张力和争论，探讨他们自己的身份问题，并为自己在整体社会的地位作出不同的努力。在新西兰，若要探讨多元文化主义在穆斯林社区的体现，还需从社区内部出发，从移民、宗教、语言、性别、年龄、阶层、社会机构等不同因素进行横纵向比较。鉴于篇幅原因，以下主要探讨穆斯林协会等社会机构的作用，以及社区内部归信者和外来移民社区的分化，对构建新西兰多元社会的影响。

穆斯林机构的作用：政府与社区的中介

在本系列第一篇中，我们了解到，新西兰的穆斯林社区总体人数虽然不到五万，但是内部十分多样，其多样性具体体现在历史、移民地来源、宗教信仰、民族构成和机构设置上。其中，建立于1970年代末期的“新西兰伊斯兰协会联盟”（Federation of Islamic Associations of New Zealand，以下简称FIANZ），在新西兰穆斯林社区内部、政府机构和穆斯林社区之间，以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在FIANZ成立以前，新西兰已经有了几个地区性的穆斯林协会，包括奥克兰的新西兰穆斯林协会、威灵顿的新西兰国际穆斯林协会和坎特伯雷穆斯林协会。FIANZ是几个为数不多的地区协会代表共同发起组建的第一个跨地区、全国性组织，总部位于威灵顿，共有七个创始成员机构。

新西兰学者William Shepard通过长期研究指出，FIANZ在构建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上的功能具有多重维度。

首先，FIANZ作为跨地区组织，能够为不同的当地机构提供一定的资金，协助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并组织全国性的活动。比如，FIANZ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确定每年的尔德节（开斋节）时间。由于新西兰的穆斯林社区分属不同教派，FIANZ能够有效地协调各教派之间的分歧，而在重要节日等问题上达成一致，从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另外，该机构还会不定期组织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不同信仰社区的活动，共同探讨一些涉及新西兰穆斯林社区融入性的公共问题。甚至在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上，例如在1989年的拉什迪事件和2005-6年的丹麦漫画事件中，FIANZ都也都公开作出了表态，而非置身事外。然而，这种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到国内外形势影响。近些年来，FIANZ选择了尽量避免作出公开表态。

在清真食品和对外贸易上，FIANZ兼具商会和认证机构功能。日常饮食和商业是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基础，因此，如何做到安全合法就成为了新西兰政府与穆斯林社区都关注的问题。自1976年起，新西兰开始向中东出口羊肉，近年来贸易量更是有所增长。自1985年起，FIANZ开始提供清真食品认证服务，并且负责监督新西兰本地穆斯林屠户的行业标准执行状况。

在推进妇女儿童权益上，FIANZ也积极推动与不同地区、全国性组织的互动，改变新西兰公众对穆斯林现代社会的认识。例如，伊斯兰女性理事会既是与FIANZ相联的组织，也注册在新西兰全国女性理事会之下，旨在推动穆斯林女性在新西兰社会的参与程度。该女性理事会每年组织一次全国性会议，支持其它组织的活动，鼓励女孩参与露营和体育运动，在媒体上发表与穆斯林女性事务相关的声明，并且与政府机构保持活跃的联系。

从政治身份而言，不同教派的穆斯林会参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在新西兰人颇为重视的运动上，FIANZ等组织表现积极。在饮食、服饰、艺术、建筑和节日上，伊斯兰文化在适当范围内，使得社会文化变得更为多样。

基于这些观察，Shepard认为，FIANZ的建立与发展表明，穆斯林社区无疑已经由“身处”新西兰的外来移民身份，转变为了新西兰社会的一部分。这种转变不是简单地让移民复制新西兰主流文化，而是在承认不同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本地文化，并且也为其作出贡献。

穆斯林社区内部的分化：归信的白人和穆斯林移民

然而，多样化之路并非没有冲突。在新西兰穆斯林社区内部，这种矛盾的聚焦点之一就在于归信者和移民之间。

在新西兰，归信的穆斯林主要是原住民毛利人和欧洲白人后裔。根据2015年的统计，欧洲裔穆斯林人口已经增长到4353人，毛利穆斯林则为1083人。

在本系列第一篇中，我们了解到，原住民毛利人是近些年来归信增长率较高的少数社群。随着1970年代新西兰社会对原住民权利的认可，人们对毛利文化有了更多认识的同时，也有了很多东方主义式的幻想。许多人认为，原住民文化要比以欧洲白人、基督教为主的文化更具灵性、回归本真，在构建多元社会上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鉴于这种理解，在许多新西兰人看来，毛利人纷纷改信伊斯兰教也就意味着，这种宗教或许具有更多精神上的价值，在新西兰社会也值得拥有一席之地。并且，鉴于原住民显而易见的“本土”身份，他们信仰的宗教也在主流社会的眼中，成为了本地宗教的一部分，进一步强化了伊斯兰本地化的过程。

就欧洲白人后裔归信者而言，根据研究者Cheryl Hill的社会调查研究，他们在教育程度、收入、社会阶层、语言、民族、宗教认识和与主流社会认同上，都和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社区有显著差别。

与一般印象不同的是，Hill指出：婚姻并非新西兰白人归信者的主要途径。通常，白人后裔归信者的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在归信时大概三十岁左右。他们大多来自基督教家庭背景，有良好教育，对其他不同宗教也都普遍有所了解。在神学体系上，伊斯兰教义和犹太-基督教框架的一神教没有冲突。在智识上，由于伊斯兰教中承认先知穆罕穆德的人性，而没有基督教中的三位一体和耶稣神性之辩，也使得很多人觉得更能接受。

由于白人归信者的阶级和种族属性，他们往往与新西兰主流社会的交流更为通畅，许多人也在不同程度上积极推动主流社会对伊斯兰教的认识。但是，这也使得归信者和大部分移民社区之间出现了许多鸿沟和误解。

比如，一些归信者会把某些穆斯林移民的行为归咎为他们的“文化包袱”，认为移民来源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是造成新西兰穆斯林社会落后的主要原因。

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个例子中看到这些矛盾的突出体现。Abdullah Drury本人既是研究新西兰穆斯林的学者，也是一位改信的穆斯林。他出生于新西兰，于1970年代和80年代之间归信伊斯兰教。

Drury在2008年写道，“清真寺和伊斯兰机构如果想要吸引更多本地信众，维持这些归信者，或者至少是从主流新西兰社会获得更多的理解，就必须作出选择，抛弃那些不必要的文化包袱，否则移民只会盲目地追随那些惯习，而且充满矛盾、言行不一。只有理性的伊斯兰教才能得到传播，并且在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理性繁荣的社会中持续发展。”

这种表态并非全无道理。但是，这种中产阶级白人知识分子的解读令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后裔感到不公及不满，也为双方的对话设置了路障。

2004年，全国伊斯兰归信者会议在基督城的坎特伯雷清真寺举办。参会的归信者提出，他们的短期目标是动员和组织当地的归信者，长期目标是改善归信者和移民之间的关系，在新西兰穆斯林社区内部，为归信者找到更为恰当的位置，并为穆斯林社区与主流社会的沟通作出贡献。虽然愿望良好，但是在具体实施上，仍然需要更多公共资源、领导人员和普通穆斯林的持续推动。

结语

在新西兰惨案发生后，基督城的阴影持续在新西兰社会发酵，其中反映出的各种问题也被不断审视。本系列在有限篇幅内，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但希望从历史、媒体和文化多元主义的角度，超越“我们”与“他们”、“西方”与“伊斯兰”的非黑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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