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記者張凱傑 | 發佈日期: 18.04.20 | 最後更新: | 2020-04-18 12:27:43

法醫人類學家李衍蒨指出，警方說死因有沒有可疑不是最終答案，希望大家記著，還有法醫調查這一步。張凱傑攝

最新立法會財委會文件披露，去年共有8,148宗屍體發現和713宗自殺案件，兩者數字均多過前年，其中屍體發現個案更創過去3年新高。今天，警民互不信任的社會氣氛下，有人質疑「死因無可疑」是否真的沒有可疑？當警方調配重兵追擊公眾活動，重防保護政府機關下，又有沒有足夠人手，仔細調查每一宗命案？這成為抗爭者的內心疑問。

法醫人類學家李衍蒨認為，警方的說法並非最終答案，希望大家記著還有法醫調查這一步。但她認同，如果調查部門更透明地，披露和解釋案件，或可挽回公眾部分信心，對整體社會氣氛都是好事。

「有沒有可疑？」資深法醫馬宣立曾說過：「唔到警方講，因為是由死因庭斷定個案死於自然定非自然？自殺定謀殺？」

去年逾8千屍體發現 創3年新高

「大家以為警方宣布無可疑，就完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李衍蒨解釋，凡非自然死亡都要送往衞生署轄下的公眾殮房，有機會要解剖找出死因，從醫學的角度找出究竟發生甚麼事。警方和法醫分開兩邊調查，各自提交報告予死因庭，再由裁判官裁定死因。當兩方面調查出現矛盾，就有機會召開死因庭，由陪審團去決定是否真的「有可疑」。因此她說：「警方說有沒有可疑都不是最終答案，希望大家記著，其實還有這一步。」

根據司法機構網站顯示，包括自殺等20類死亡個案需向死因裁判官報告，病理學家會進行屍體外部檢驗，向裁判官提交檢驗結果及死因。若死因已確定，病理學家可建議豁免屍體剖驗，並要求發出埋葬或火葬命令；若未能確定死因，則可要求發出屍體剖驗命令，再向裁判官解釋臨床病徵、背景等死亡情況。若裁判官不能斷定死因或有其他原因，可命令剖驗屍體，再研究屍體剖驗報告，考慮是否須要進行調查。

這大半年來，她說明顯感受到公眾對非自然死亡個案的質疑多了，同樣地也留意更多自殺新聞。保安局上周向立法會財委會提交的書面答覆顯示，去年共有8,148宗屍體發現和713宗自殺案件，其中屍體發現個案更是過去3年新高，比前年增加近300宗。若單以去年6月至12月計算，平均每月有672宗屍體發現及61人自殺。從醫學和科學的角度，或者可為無聲的屍體「發聲」解釋死亡原因，但她承認死亡背後「點解做呢件事，點解出現呢件事，我是不可能知。」

保安局上周向財委會提交文件顯示，去年共有8,148宗屍體發現和713宗自殺案件。左起為2016、2017、2018、2019年數字。財委會文件

若單以去年6月至12月計算，平均每月有672宗屍體發現及61人自殺。財委會文件

她認為當權者和負責調查的部門，如果可以更加透明，講多少少，解釋多少少，或可挽回公眾多一點信任，對整體社會氣氛都是好事。「現時的情況是，法醫有沒有到場不知道，警方沒有解釋屍體就說沒可疑，令人覺得是不是有所隱瞞？」她說，可能有些部門會以為「唔好講太多」、「公眾未必了解也未必需要知道」，因而沒有進一步交代資料，但正正因為公眾不了解，「中間嗰個空隙就令到大家無法溝通，唔理解愈來愈深。」

這令人想起，資深法醫馬宣立曾談及陳彥霖案時表示：「死者是不是他殺，所有香港市民都有權知道。」

紀錄屍體 勿污染證供帶走線索

80後的李衍蒨在美國俄勒岡大學修讀哲學，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萊斯特大學，攻讀人類學文學碩士，以及法醫人類學及鑑證科學研究碩士。她憶述，接觸學科前都會以為屍體心跳停止後就是一個終點，但原來屍體會按身邊的環境不斷產生變化，如天氣、季節等因素，往往是一個過程。

今天，當市民發現屍體時，多了一份敏感，甚至會拿出手機，拍下死狀和樣貌，希望為死因或有可疑的逝者作出控訴。但她寄語大家「唔好太過緊張，俾情緒操控自己」。她說，有沒有可疑，應冷靜思考屍體的變化與周遭的環境是否吻合，如當下發生墮樓案，但發現屍體已經發紫發黑，那就有問題，因為屍體變色需要時間；又例如連續多日下雨，但發現戶外的屍體很乾身，那都可能有問題。

她說明白大家想做一些紀錄，在自己能力範圍內保存證據，但提醒避免污染現場的環境證供。張凱傑攝

基於道德操守和尊重先人，她指一般不建議將拍攝死者的樣貌再放上網，但很明白「當大家不信任當權者時，很想透過自己做一些紀錄，在自己能力範圍內保存一啲嘢，不希望再有不公義的事發生。」但她提醒，不要因為自己出現在現場，而留低不相關的痕跡，污染現場脆弱的環境證供，又或令本身的線索被帶走，因此要避免不必要接觸，保持一定距離。

即使影相，最終都是希望可用作呈堂證供，就必須注意相片不可起格，也不可以手機影手機的「翻攝」，因為都會影響被法庭接納的可能性。在一些嚴重傷勢當中，需要有比例尺，簡單手到拿來的可以是有特定大小的卡片和手機等，對傷者、死者和家屬都有一定幫助。

不過，她強調自己不是體制內的人，上述建議只屬參考。在本港，若要當上衛生署轄下的法醫，必須具有醫科背景；若要當上法證，就要取得博士資歷。她還是嚮往自由身，工作以外國的研究項目為主，曾在東帝汶法證科擔任法醫人類學家及顧問，處理無人認領的人體殘骸，也到過波蘭進行生物考古學等挖掘工作。

中大理大傷痕 見戰爭罪行影子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她到非洲索馬里蘭調查戰爭罪行。2019年，香港爆發史無前例的反送中運動，卻讓她看見一些戰爭罪行的影子。根據保安局上周向立法會財委會提交的書面答覆，截至今年2月29日，警方在處理大型騷亂一共使用16,191粒催淚彈、1,880粒海綿彈、10,100粒橡膠子彈、2,033粒布袋彈、1,491樽胡椒噴劑、107樽催淚水劑、約40樽胡椒球，還有19發實彈。

她指出，如果單看衝突的幅度和頻密程度，單是中大二號橋和理大圍城一役，對於戰爭罪行的研究來說，其實已經有類似的地方。因為國際間公認，即使是戰爭，一般都不會攻打任何學校、醫療、民居，任何掛起「十字」醫護標誌的地方，以至醫護人員都不應受到攻擊，但從多個衝突中卻看到醫護人員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和逮捕，也因如此，中大和理大事件受到外國關注。

戰爭罪行出現的對抗兩者，一般都是政權和手無寸鐵的民眾。她說，即使本港爆發的衝突與戰爭很類似，但都不可界定為戰爭罪行，因為任何由政府政策衍生的示威運動，整件事都不可定性為戰爭罪行。因此不少人權組織等也只可旁敲側擊，讓國際關注本港的警暴問題。她坦言，國際間啟動調查戰爭罪行，背後當然牽涉政治目的，但不忘的是，傷亡當中的人道精神和價值。

警方自2019年11月17日起重重包圍理大13日，當晚拘捕多名反光衣寫有醫護人員的人，他們被反手戴上手扣，引起國際關注。資料圖片

除了外地工作，她也在本港擔當顧問角色，不少家屬找她諮詢意見，畢竟懂得處理非自然死亡個案的人並不多。在警民之間缺乏互信，「被自殺」疑雲瀰漫整個社會下，她與遺體修復師伍桂麟等不同專業界別，去年底推出「逝去同行計劃」，幫助如自殺、刑事案死者、因病或意外突然離世等非自然死亡者的家屬，渡過難關。計劃提供殯儀諮詢、情緒、法證、遺體修復、遺物處理等支援，而她的專長就會為家屬尋求法醫監察和解釋法醫報告。

雖然還有法醫這一步，但始終都有個案是無論用任何方法，也找不到兇手或死因，永遠「死因成疑」。作為經常接觸屍體和骸骨的行業，她坦言其實都會感到於心有愧，但相信法醫和法證「都會有些個案特別記著心內，等機會再重新將這個難題解開。」她指出，外國有些部門專門跟進囤積的懸案，當找到新線索、出現新的鑑證技術時，或可幫助他們找到未發現的線索，「現在找不到，不代表以後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