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学古建筑的这些年里，有篇文章，对我的世界观影响特别大。之前，没有和人提起过。那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评选，邀请了六位有名望的创作者，选出了世界上有史以来25座“最有影响力的建筑空间”（the most influential rooms of all time）。



这个排行榜里，有恢宏的、举世闻名的建筑空间，像是万神庙，巨石阵；也有细微的空间，比如一些有名的办公室、客厅。原文的说法，是“历史上最为至关重要、历久弥新的场所”（history’s most enduring and significant spaces）。榜单选的很精当，也很有理有据。但看完全文回想一下，25个空间里，24座都是西方建筑；我们东亚木构建筑，只有一座，是桂离宫的松琴亭茶室。至于壮美的波斯建筑，精巧的北非建筑，浑厚的东欧建筑——对不起，一座也没有。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中国媒体，和《纽约时报》影响力相当，就比如说《南方周末》吧，邀请了六个中国的设计师，拿出一个榜单，评比“世界上25座最伟大建筑”，结果24座都来自中国、日本，舆论会怎么反馈？如果选出“25本最有影响力的书”，其中24本都是中文书，舆论会怎么反馈？



恐怕嘲讽、挖苦、抨击，那是绝对都少不了。“战狼”“粉红蛆”这样的帽子，绝对纷至沓来。还会有很多知识分子主动反思，我们的民族主义是否已经狂热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国的创作者，怎么这么不与世界接轨？中国人的狂妄自大，还有救吗？中国还有前途吗？——而最接近现实的猜测是，这样一篇文章，根本不可能发表出来。



这还不是最惊人的；最让我感到头晕目眩的是，这篇文章对桂离宫的成就的介绍，一上来就是：“它启发了柯布西耶、赖特等西方建筑师。”什么概念呢？如同一个榜单，评选了25座最伟大的园林，结果24座都是欧洲园林，唯一入选的中国园林是圆明园，而对其成就的介绍，开头却是“启发了雨果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



说实话，在读到这篇文章之前，因为对萨义德、霍加特、奈保尔等人的阅读，我对“西方中心主义”，对所谓的文化霸权，是有一些理性的认识的。但，这篇文章，因为太触及我所熟悉的领域，因此如同一把匕首，直接刺入我的胸怀。



我并不是说这篇文章是阴谋论的产物，是想“重构”艺术史的叙述，或者说是有意的以偏概全——文章说得很清楚，这只是六位艺术家选出的结果。我相信这些卓有名望的学者，并不会违心地顾此失彼。我相信他们绝对真诚。但，惟其真诚，所以可怕。在他们的艺术历程中，在他们的观念史中，西方以外的建筑，几乎未曾带来触动，未曾带来经验，也未曾带来启示。不是“否定你”，而是“看不见你”。



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一个之前一直抗拒接受的真相：那就是，无论西方学术界，多么以“平等”“公允”自居，多么真诚地反思自己的西方中心主义——不争的事实是，在西方的大众文化中，种族的傲慢，文化的傲慢，文明的傲慢，仍然是不言而喻的主流。这种傲慢，不是“批判”，而是“无视”。你日本建筑，中国建筑，成就再高又如何？谁在乎呀？唯一的价值，不过是给我西方建筑师提供灵感罢了。如同原始部落里的茅草屋，无人问津，充其量就是考察的人类学家用来记录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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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老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自己读到这篇文章的感受。我几乎可以用一百年前的学长学姐们用过的那个词：屈辱。太屈辱了。太屈辱了。你们东亚，有精妙的结构体系，有理性主义的布局方法，有高效的施工模式，有传承千年的计算方法，有无数优美的遗存——但，对不起，在我们眼里，就是如同原始部落一般，或者不存在，或者只是调查记录的对象。



我又进而想到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不是吗？许多人最早知道的建筑，是金字塔、埃菲尔铁塔；许多人最早知道的雕塑，是自由女神像、断臂维纳斯；最早知道的名画，是星空、向日葵、最后的晚餐。《奇葩说》里有一集，讨论“救画还是救猫”，大家提起“名画”，第一反应就是《蒙娜丽莎》，这就是一种条件反射。我毫不否认，这都是不朽的杰作，也是我所爱的作品。



但如果孩子们只知道这些，却不知道东亚的建筑曾经如何为民众的舒适、为抗震的性能、结构的合理、精神的超越、成本的经济、效率的提升、色彩的绚烂、样式的精致……而付出无数代人的努力，那么，也就怪不得那种不伦不类的罗马柱、形状古怪的洋房，在我们的城市里拔地而起了。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的建筑史是虚无缥缈的。一个中国人可能知道许多西方的著名建筑，但中国建筑，却最多只在仙剑中看到过。



什么是文化霸权？这就是文化霸权。什么是西方中心主义？这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可以尽可能追求公允、全面、客观。但是，在大众传媒中，在人心里，永远只容得下一种主流叙事。不同的叙事之间，很难共存，只有非此即彼的博弈。



翻开世界建筑史，欧洲占据了最大的篇幅。从古希腊到今天，每个时期，都有详细的脉络。世界的其他部分，只是作为陪衬的几个章节。以至于很多人总是觉得中国建筑毫无成就，一上来就批评“中国/东亚没有高大的砖石教堂”。但是，仔细想想，这其实就像说，“南方人做不好锅包肉”“欧洲没有驴肉火烧”“法国没有天皇”。正确，但毫无意义。东亚没有这个需求，对崇高、雄伟、神圣也有不同理解，况且自然材料也不同，也就当然不会往这儿点技能树。认为只有一种道路，一种发展途径——这种居高临下的历史观，恰是单一叙事所带来的盲点。



一个建筑学家可以同时了解无数不同的风格，从中汲取营养。但对于民众来说，他们对“建筑”的想象，永远是单一的。当他想到“古典建筑”，脑海中冒出来几乎只会是帕特农神庙；想到“tower”，浮现出的也总是埃菲尔铁塔的图景。



一个学者可以掌握四五种语言，了解不同人群的观点；但对于民众和媒体来说，能在世界通行的主流语言，主流媒体的语言，永远只有一种。



一个气象学家可以从气球和卫星的数据中，读到四面八方的风向，观察四海八荒的云腾致雨，露结为霜。但对于一个路人来说，在他所处的此时此刻，只会有一种风向，一种风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而我所想讨论的，不是学者、建筑师、气象学家，而是普通人，或者说，是未来的人们。他们到世界各地旅行，用哪一种语言？对建筑的想象是哪样一番图景？感受到的是哪里吹来的风？这有时无关学术，只关乎教育、关乎民心。



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人，一想起“比例之美”，就会想到帕特农神庙；一想起“雕塑”，就会想到自由女神像。这种条件反射，一旦建立起来，那就永远定型了，就永远无法改变了。

作者：微博@可达之境，古建筑学徒，关外搬砖匠户



纽约时报原文链接：https://www.nytimes.com/2019/12/09/t-magazine/25-rooms-influence-design.html



中文翻译（作者自译）：https://weibo.com/6624834788/ID0EC0L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