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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转发六神磊磊嘲讽王芳的速记稿，后者以无知的笔调讲述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故事，不仅将地方转移到了亚洲，而且认为这部电影没有联系并歌颂中华民族抗战史，必须是为差评。六神磊磊向来以过度阐释金庸确立风格，却与他称之为年度最蠢网文干上了。

紧接着，王芳丈夫周小平拍马杀来解围，意思是说王芳的敦刻尔克知识都是他教授的，“有种冲他来”。不知这是不是袍哥护美的做派，可惜人家也都没冲着他去，反倒都冲着六神磊磊去了，要他承认错误，因为他言之凿凿的“年度最蠢网文”，有了新超越，都嚷嚷要他道歉。

这事笑笑也就算了。有《战狼2》在前，继续以大历史手法讲解中国荣耀，延续投机写手的空间，在给《敦刻尔克》贴大字报的时候闪了腰，白白让西方人笑话了一场。但这么一番热闹下来，敦刻尔克大撤退里终于有了中国故事，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们受到的教导是用中国心思，讲述中国故事，周小平王芳贤伉俪也算是践行这一历史使命的佼佼者，属于千山我独行，最美逆行者。从传播者角度，这番瞎折腾出来的中国故事，尽管不正经，却有着浓厚的现实背景，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旗下，熙熙攘攘。

最早的不对劲，其实要追溯到很久之前，总的来说，就是当下的舆论领袖经过三四年的振荡期，已然有了不同往年的变化。舆论领袖的气质与群体，立场上从右到左，知识上从有到无，爱国含量从少到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舆论风水更替，领袖粉墨登场。

舆论领袖的生成，早已不是领袖的个人努力能造就的，实在是要看历史的进程。我们的历史进程就走到了这一步，周小平君上位，那些谁谁谁、谁谁谁、还有谁谁谁都被舆论洪流淹没，要么被雷公劈，要么遭水军淹，没了声响动静，都是历史的必然，王五四当然算是异数。

要理解舆论场中的这番变迁，在背景的背景知识上，可以去温习一下这篇文章舆论领袖养成记：从公知到网红 它里面讲到近二十年来，舆论领袖作为舆论图景的主要指标，在其产生方式上，有了极不寻常的改变。它没有摊开来讲的，是舆论领袖及其对手的转场。

在公知成为舆论领袖的历史上，他们在享受着传播的强劲穿透力时，也面临着对手的挑衅与挑战——对手们始终存在，严密盯着公知舆袖的一举一动，想方设法作政治化解读，试图将公知推落下马。这个目标一开始没有实现，但到了2013年前后加速推进。

当年公知舆论领袖的左派对手，在所用的挑战手法上也因时而变，试验了不同配方，第一种也是最开始的手法就是理论拉锯战，公知宣扬什么，对手就反对什么，针锋相对。但对手很快发现，这么做没有效果，毕竟理论是公知的主场，对手主场作战，不占便宜。

改变策略了的对手于是使用了第二种手法，那就是上纲上线，将公知推到不爱国、不爱党的标签下，加以示众形式的口头“肢解”。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检举揭发的手法，公知挺了几年不倒，可在2013年之后，渐次倒下，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故事里容不下西式掌故。

眼下这一波舆情展现，显著地表明另一种舆论领袖的转换，占据主动地位的不再是公知，而是爱国者（请注意此处的特指用法）；问题是，爱国者尽管享受着舆论便利，可仍然不缺对手，整体上没落、个别上强劲的公知，依旧成为爱国者挥动舆论的智识障碍。

就像公知对左派占优的历史那样，现如今，舆论领袖中的爱国者对公知同样构成压倒性优势。公知支持者已经散场，变成吃瓜群众的一部分，被壮大的吃瓜群众转而成为爱国舆袖的基本盘——这些人曾被公知舆论深刻藐视，而现今像广场舞大妈那样找到了灵魂的领舞者。

很多经历了公知时代的人并不承认周小平们作为舆论领袖的地位，但无法忽视的是他们背后被引导着跃入舆论场的人群。信息鸿沟中的人群永远需要一个牧者，而牧者的出现，早已经不再是自然生成，而成为精心调制舆论配方的一种选择，牧者有用，但绝非至大。

这是舆论场中的动向，它在更大程度上服从了一种全新的全球化解释，那就是中国的中心论，不许在舆论中再出现中西之辩，而只要中中中中。在这种状态下，洋为中用、中为主体就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基本原则。不论讲什么，不论怎么讲，这么讲就对了。

所以，也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瑕不掩瑜周小平”也就成了人民网要为之站台的一个响亮口号。从某种意义上说，“周小平”正是这些人共同享受的笔名——他们既包括奉其为执掌舆论牛耳的盲目粉丝群，也包括那些为周小平随时删改网文提供批评意见的正派人士。

反对者成为他们所反对的那个人、那些人的一部分，这种传播现象早就不是新鲜事，但如今频繁发生。其中的原理，就是在盲目听众所组成的信息环境下，随着他们吸收信息量的骤减，视野越来越闭塞，大量以反对名义的转发反而强化这些听众的低水平认知。

舆论场看似热闹非凡，议题轮番转换，24小时内必有新鲜热点，可实际上中式舆论场中的信息摄入量却少得可怜。然而，信息量的减少，并非对所有人都是坏消息——对那些不善于吸取信息量的来说，少信息摄入反而会降低他们的压力，令他们持有的偏见格外敏感与勃发。

启蒙时期的舆论领袖，说的是：你们要醒过来，然后该干嘛干嘛；网红时代的舆论领袖，说的则是：你们要昏过去，在指定的主题下必须干嘛干嘛。启蒙一度让人厌恶，据说那是一种“精英”姿态；网红成为舆论领袖，粉丝大呼过瘾，说是终于在正能量里找到了浸入式群众队伍。

在这么个情况下，舆论领袖对听众的要求——无论是智力还是道德的——就会非常低。与此同时，低水平的粉丝像蚁群一样聚集，也会簇拥着产生站在最高处的幻觉，进而产生出许多嘲笑公知、讨伐不爱国的声音来。这是前些年受压抑的声音被“解放”展示的狂欢，

比较下来，两个历史阶段下舆论领袖及其听众的关系，也都有相似之处。舆论领袖所起的作用，都是找同路人，都是一致地强化浅表的论点。过去比现在稍微好点的在于，过去动用的寻找方式需要一点脑子，现在一点也不需要。当然，舆论领袖及其对立面之间仍然是互相瞧不上。

总之，《敦刻尔克》这部电影也不是从六神磊磊嘲笑文开始跃进中国情境的，自打其台词中FREEDOM被翻译为“祖国万岁”开始，敦刻尔克的海滩上就隐约闪现着中国人的黄色面孔。等到王芳反弹琵琶，怒奏敦刻尔克狂想曲，舆论领袖夫唱妇随舞翩迁，中国故事就变得有血有肉了。

2017年9月8日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