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晚間新聞（張大千墨寶『古木松柏』監院捐贈歷史博物館）

张目寒（1902年－1980年），安徽霍丘人。号雪盦。 著有《雪庵随笔》。[1]

曾参加过北伐军，后追随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得到重用为重要幕僚，很快被提拔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院议事科长。在京沪解放前，张目寒随于右任至台湾，并在台湾病逝。

张大千义弟

张目寒在台湾病逝時，曹靖华曾于1980年10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悼念他的文章《哀目寒》。 张目寒虽为政界人士，却爱好绘画艺术，与张大千、溥儒、黄君璧、台静农等著名书画家过从甚密，为艺事奔波而不辞辛劳。张目寒本人亦有《谈倪云林》、《陈老莲的生平》（均收入《雪庵随笔》）等艺术评论文章传世。张目寒与张大千先生义结金兰，情同手足，先生不少事务都委付他代为处理，而他获赠的大千精品甚丰。

张大千与张目寒于1932年前后于苏州相识，当时张大千与其兄善子同客苏州网师园，张目寒是座中常客，彼此切磋文艺，谈论书画。1934年张大千受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出任美术系教授之后，张目寒与张大千很快就成为好朋友[2]。张大千任中央大学教授期间，每到南京，便在张目寒家落脚[3]。50 年代初，张大千因為移民南美，盤費不足，因而將珍藏的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北宋董源〈瀟湘圖〉等多幅國寶名畫，質於香港大通銀行，後為大陸所得；又曾應廖仲凱遺孀畫家何香凝之請託繪〈荷花圖〉給毛潤之（澤東）事傳之後，張大千遂背上「國寶資敵、藝術投共」的罪名，臺灣此後就一度成為他行不得也回不去的不歸路。以筆墨為生的張大千此時真是叫苦不迭，眼看著家累益重，卻僅靠手上這一枝妙筆，生花易、生金難；這時張目寒卻能透過各種管道低調地為張大千募集到臺幣百萬的安家費，這在當時算是巨款，誠屬不易[4]。

张目寒逝世后，张大千为其撰写《挽宗弟张目寒》，文曰：“春草池塘，生生世世为兄弟；对床灯火，风风雨雨隔人天”，可证两人关系之亲密。張目寒身後並非蕭條，家庭人口簡單，目寒夫人生活不會有問題，但大千毎月按時致送生活津貼萬元，目寒夫人雖辭而不獲允[5]。

失而复得《簪花圖》

1936年（張大千時年38歲）所畫的《簪花圖》。是當年大千贈送給盟弟張目寒的新婚賀禮，但張目寒在歷年逃避戰禍中不慎遺失了。他一直不敢告訴大千，偏偏大千指名要展出這件作品。張目寒一時不知所措，焦急不安過了一年多，眼看展期一天天逼近，正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一天，有客自香港來找張目寒，攜來一幅大千畫作，因為畫上有張目寒上款，來客希望張目寒能代他檢視此畫是否為大千真蹟。展閱之下，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踏破鐵鞋無覓處的《簪花圖》，竟然奇蹟似的出現在他的眼前！他堅請來客將畫賣還給他，然後興高采烈的親自帶著這幅畫到美國「可以居」去交畫。當年這幅畫上既沒有說明是結婚的賀禮，也沒有新娘的名字，因為當時張目寒在南京，張大千在北平，畫是大千郵寄給張目寒的，張目寒趁此機會，請大千在畫上加一段題識，說明此畫當年是為祝賀目寒小登科而作，並將新娘紫虹的名字題於其上，大千當然照辦了，讓此畫更添一些歷史意義及掌故[6]。

《雷峰夕照图》慰藉思鄉

1939年，抗战正兴，张目寒已经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但随着日寇空袭日渐严重，四川省政府下令疏散，张大千得知后力邀张目寒同游剑门并请张目寒夫妇同住青城山上清宫，此时东南沿海已失，目寒夫人朱紫虹的家乡杭州也落入敌手，夫人有别庄在西湖上，然而离乱不得遽归。人在青城山卧游，张目寒夫妇却不住思念杭州风物。张大千遂检索贴身行箧以示慰藉，得“藏经”一卷，并作《雷峰夕照图》以应[7]。

从政而不走文学的《未名社》推手

张目寒1924年前后，他在北京世界语专科学校学习，是鲁迅的学生。是他把当时聚集在北京沙滩“红楼”（当年北京大学第一院）附近自学、苦学的一批霍邱青年一一介绍给鲁迅先生，这些人后来就成了未名社的中坚。 从特定意义上说，没有张目寒，就没有未名社。因此有人認為，「说到未名社，不能忽略一个人，他就是张大千的挚友、于佑任的幕僚张目寒。」

於1924年的秋天，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李霁野、张目寒先后到达北平，一边求学，一边谋生。少年好友异乡重逢，倍觉亲切。在他们当中，张目寒最善于交际，当时在北平求学，张目寒就表现出了过人之处。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授课，张目寒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很快赢得了先生的信任，彼此非常投缘，相处颇为亲密。张目寒常在鲁迅先生身边走动。他重感情，乐于助人，先后引荐几位好友登门拜访鲁迅先生。当时，中国从事翻译的人太少，这几位青年已从事文学活动，尤其热衷于俄罗斯文学。为了共同的追求，鲁迅与这伙年轻学子成了忘年交，于是，由鲁迅领衔，打出了“未名社”的旗号。《鲁迅日记》多处提及张目寒[8]。

1925年8月30日，在鲁迅先生处商定成立未名社时，张目寒也在场，但他未入社。他坚持在小学读书时就说过的话：“我读书不求文学，专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