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想过“Chink”这个词会在2020年卷土重来。照理说，它应该像我在旧货店里看到的那些阴险的中国小人盐瓶一样被淘汰了。它仍然在互联网底食者群体中盛行，但我从20多岁起就再也没有听过有人用这个词针对我。然而，现在每当我读到有关反亚裔事件的报道时，总会见到这个词，也会从朋友们那里听说它被使用。我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如此公开地、以如此不加掩饰的仇恨向我们抛出这样的诽谤。在过去，我习惯将反亚裔的种族主义大事化小，因为我很早就被灌输，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并不存在。每当我对种族问题提出质疑，他们都会告诉我这不是种族问题。每当我提到一个反亚裔事件时，总会有一个白人插话说，这是在转移人们对更重要问题的注意力（而且总是有更重要的问题）。我一直习惯性地认为，我作为二等公民的受压迫程度很低，因此不值一提，尽管我认识的每一个亚裔美国人都曾有过因种族身份而遭弱化、物化、羞辱、被付低薪、被解雇或降职的经历。

今年3月，在特朗普总统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之后，亚太政策与规划委员会(Asian 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表示，它参与维护的一个网站一周内就报告了650多起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事件。即使在看到这个数字之后，我仍然怀疑亚裔歧视是否会被认真对待。在Twitter上，小说家R·O·权(R.O. Kwon)在谈论歧视事件激增时，一位姻亲满腹狐疑地问道，“真有这种事吗？”歧视报告数必须增加到每周1000宗才够吗？2000？到底有多少，才足以让憎恨被人们看见？

冠状病毒疫情以来出现的亚裔歧视并不是我所熟悉的那种。不是那种将我们视为隐形人或高效赛博人的类型。种族主义从未消失，而是在适应新形势，而古老的毒株又从美国历史的黑暗地窖中重新崛起。最近的种族主义抬头带着19世纪晚期排外主义的恶臭。1882年，政府通过了一项联邦法律，禁止华工进入美国，因为他们担心华工会抢走白人的工作。他们被描绘成一个“堕落的”种族，一种会玷污美国白人道德的传染病。如果黑人和美洲原住民是被系统地奴役、杀害和剥夺财产，那么中国人则是被完全排除在美国之外，这一移民禁令实质上是一种全球种族隔离。留在城市里的中国移民被隔离在肮脏的宿舍里。学者琼·B·特劳纳(Joan B. Trauner)写道，旧金山的华埠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令白人退避三舍，卫生官员指责这块聚集地传播各种流行病。一位医生当时说：“中国人是白种人仇恨的焦点，他们要为所有的不幸负责。一场灾难性的地震，可能也要算在他们头上。”

反华运动的范围很广，也波及到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在那些地方，中国移民不敢离开自己的家，因为他们会遭到攻击甚至是枪击。1885年，在如今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市，白人放火烧掉华人的商铺，恐吓华人社区。仇外情绪在一场骚乱中达到顶峰，一群白人暴徒将300名中国移民赶出自己的家园。“用棍棒和手枪，”历史学家贝斯·洛-威廉姆斯(Beth Lew-Williams)写道。

“我不敢出门不是因为感染了冠状病毒，而是不想成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我的亚裔朋友们半开玩笑地说。不管我们的祖籍是泰国、缅甸还是菲律宾。种族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毯式轰炸的各个团体之间只有一点相似之处。我们不是携带冠状病毒。我们就是冠状病毒本身。

Illustration by Jon Han

3月26日，也就是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下令所有非必需的企业停业、所有人居家近一周后，我去超市时戴了口罩。我丈夫在打扫他的工作室时找到了一盒防尘口罩。那天的新闻大标题是，美国成了世界上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但大多数美国人仍没有戴口罩。我在Instagram上发了一张我戴口罩的照片。“祝我好运，祝我不成为仇恨犯罪的目标！”我在照片配发的文字中写道。我的恐惧仍感觉只是放在嘴上，好像我没有权利感到恐惧——好像我反应过度——所以我必须不把恐惧当回事儿。

但到了外面，我真的很害怕，就好像是在南布鲁克林的屋顶上有警卫通过他们狙击手的瞄准镜在观察我似的。突然变得如此显眼，真让人不舒服。作为一名东亚女性，我更习惯于被忽视和低估。我在我们街区的路上走着，在邦德街左转后，看见一名男子带着他的狗朝我走来，料想着他会让我看出他的恐惧，但他只是笑着绕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