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思】

非常时期，非常思维。

今天这个世界，只要出现了莫名其妙难以解释的事情，而这个事情的最终结果又明显有利于美国，一个流行已久的老问题就会冒出来。

正如一位波兰国际关系研究者最近发表的文章所说，“尽管听起来很残酷，但美国就是这场危机最大的受益者。中国经济持续减速，且受冲击力度尚不明确。那么力量平衡可能会暂时朝美国倾斜。”[1]

外国的危机，美国的收益，历史上类似的事不止一次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老欧洲倒下了，美国成为唯一的大赢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界倒下了，美国成了更大的大赢家；冷战结束，苏东集团倒下了，美国几乎迎来了单极世界。还有先后波及世界的石油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中小国家成片倒下，美国继续赢，即使在波及自身的危机中也依然屹立不倒。

这一次......好像有人又在急不可耐地期待历史重演。一位定居在沈阳的美国作家马意骏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我听到了一些怪异的声音”，“有一股十分怪异的邪恶力量正在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展开攻击”。[2]

问题的提出

首先可以确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当今世界，美国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远超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无论是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还是曾经的超级大国现在正重新复兴的俄罗斯，也都受到美国国家行为的强烈影响，其影响力的能级，与美国当前的综合国力并不完全匹配。

中美贸易争端是从2018年3月开始的，从此之后，香港的修例风波、台湾的民进党连任、南海的主权争端、西部的边疆安全、舆论场的厮杀叫喊......中国这两年来的风风雨雨，说来说去背后其实都是美国。

美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为什么它能够长期独步天下、唯我独尊？

若单从实力上看，按说美国冷战后短暂的单极超级大国时代早已提前结束了，进入了相对衰落期，特别与中国对比，在一些重要指标上美国实际上开始落后了。确切说，今天的美国只是在多极世界中还保持着一定相对优势的一个世界强国。

所谓世界强国（World Power），有一个经典政治学的定义——“其利益必须被其他国家所考虑的国家或主体”。依此定义，今天世界上有多个世界强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其利益必须被其他国家所考虑。但美国却是一个最典型的世界强国，特朗普上台之后，把“美国优先”的原则强加到了几乎所有国家头上，其本质就是动用威胁手段迫使各国，无论盟国友邦还是竞争对手，都必须充分考虑美国的利益。

而世界各国对此无可奈何。

这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美国那一部分并不很大甚至还在迅速减小的相对优势，仍然可以让它拥有某种近乎绝对的权力和影响力呢？这个可以称之为“美国独特超级权力”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很难找到答案，因为历史上国家间的实力竞争以弱胜强、后来居上的例子很多，发生了相对衰落的国家，往往不被看好，随着被新兴大国超越的可能性增大，其影响力往往会提前消失。而这不能解释当下美国的情况。

另一种单一因素解释理论，是说美国的独特影响力来自于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主要内容的道义感召力，正是由于美国的道义力量而不是国家实力，使之成为了全人类的理想国，指引前进方向的灯塔国，所以能够一呼百应。这种理论属于超现实类，但因为非常有利于美国，所以曾被美国学者和媒体大力宣扬推广，一度盛行于全世界。

但由于该理论太过简陋肤浅，漏洞百出，而且又被美国自己的强盗行径一次次戳破，所以目前已失去了市场，只在很小的一部分人群中相互传播；这个人群明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明知该理论是谎言但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传播，另一部分则是看不出该理论的真假继续在无知中胡言乱语。

介于上述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两种理论解释之间，还有一些由多个基本概念组成的混合理论，比如关于美国霸权的军事+金融+舆论“三位一体”论，或美军+美元+美债“三美”论，或美军+美元+美国价值观+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或美国创造的国际公共产品）“四大支柱”论，或美国的金融+科技+军事+文化“四大力量”论等等，也都提供了一定的解释。

这些多因素理论都不错，而且有一点很正确，无论“三个......”还是“四个......”，其中都包括了作为金融工具的美元这个要素，都注意到了金融和货币在美国霸权当中的作用。

那么，能不能沿着这个逻辑进一步归纳合并基本要素，使基本概念个数最少，让理论看起来更容易把握，更具有解释力呢？

值此居家隔离的非常时期，本文也提供一个非常理论，只使用两个基本概念，来构建一个用于理解美国、透视美国的实用理论。

两个美国

先给出结论：美国与其他世界强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一个强国，而是两个强国的叠加。正是这个叠加，让美国在很多时候表现出了1+1>2的超级权力。

这个结论，从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无法得出来，因为理论上人们都假定每个主权国家是一个单一行为体，没有两个国家叠加在一起这种奇怪概念。

但如果突破一下，将国际关系理论与资本主义理论合在一起，将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等概念引入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范畴，那么某种新的理解就有可能建立起来。

根据资本主义理论，所谓资本，就是用来投资以获取更多金钱的金钱，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主要经济活动都被期望获取利润的资本投资所驱动。而一个社会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个社会发明出了各种制度可以方便地将各类资产转换成资本，如资产价值的测算、资产所有权的界定和转让、资产自由交易的市场等等。

世人公认，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意思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制度，是围绕着将各类资产转换成资本这一目的而设计的。换言之，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为资本家、大资本家、特别是世界级的超大资本家们提供了最好制度服务的国家。

谁是世界级的超大资本家呢？首先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个很小的集团，比历史上出现过大多数贵族集团还要小。贵族集团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精英圈子，而超大资本家集团，在这里借用一下王湘穗教授的术语，则是一个建立在“币缘”关系上的精英圈子。其中的成员，即那些超大资本家，可以称之为币缘贵族。

币缘贵族的财富不再是大片的土地而是大量的货币，因此他们和传统的土地贵族之间有一些根本上的区别。

第一，土地贵族都是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的。如中世纪法国那些家族姓氏当中带“德”字的贵族，追溯其祖先，大都是当年入侵这块土地并随意圈地占领的日耳曼武士。再例如英国王室的先祖征服者威廉，占领了英格兰之后将所占领土分配给他的老兵们，就成了后世英国贵族的起源。但币缘贵族不需要土地了，他们与资本主义经济浪潮一起应运而生，通过工业、商业、贸易和金融等活动积累起大量财富，把老的土地贵族们远远甩到了时代的后面，其财富规模不仅超过了最大的贵族领地的价值，甚至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1818年，法国因为要偿还战争欠款不得不向银行举债，其时路易十八的首辅大臣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感叹道：“欧洲有六大强国：英格兰、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以及巴林兄弟银行。”此话不是故作玄虚，银行不仅代替了领地和庄园，甚至代替了国家。

第二，由于币缘贵族们都藏身在了银行股东的名册里，因此这个集团整体上不在公众的视线之内，其中大多数人成了隐形人。每年富豪排行榜上的那些人并不代表币缘贵族集团全体，而只是其整体面相的一部分；因为财富的总量并不直接等于权力，这个集团的核心权力，主要来自于通过控制货币来控制世界的能力。“谁控制了货币发行，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只要控制了货币的发行，才不在乎谁制定法律”，这些话不管是谁说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就是币缘贵族集团得以形成的基本逻辑。

第三，控制和操纵货币，只需要拥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网络就可以了，若包括工业和商业等业务，也只需要与之配套的产业链和市场，总之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国家。因此，币缘贵族们不再以“法国贵族”、“英国贵族”、“波兰贵族”这种与某个特定国家相联系的面貌出现，而是以游离在各国之上的跨国公司的形式存在。如日本策略大师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所说，“我们很难指定全球性公司的国籍，他们升起的是客户的旗帜，而不是自己的国旗。”

由于上述这些特点，世界上最大的一群币缘贵族出于自身利益自动集合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不构成一个国家，但财富和权势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还要大；他们不属于一个国家，但他们选择了美国这个相对于其他国家，具有某些特别优势的世界最大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换句话说，这个集团寄生在美国这个国家里，它不属于美国，美国只是它的宿主。

通过这样的透视，美国的面貌就更清楚了。

作为列国之一的美国，同其他国家一样，有它的地缘基础，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所以可将这个普通美国称为“地缘美国”；但由于它身上还寄生了一个币缘贵族集团，成为了一个复合国家，所以可将这个特殊美国称为“币缘美国”。真正的美国，实际上是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这两个美国的二合一。

两者相互关系

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的二合一，让美国表现出一些复杂变化的国家行为，并产生出一种超级权力。

从历史上看，两者并非从一开始就叠加在了一起。众所周知，地缘美国的国父是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乔治·华盛顿等人，国庆日是1776年的7月4日，那一天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而币缘美国也有其创建者，如J·P·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保罗·沃伯格等人，“国庆日”可以确定为1913年12月23日，那一天以J·P·摩根为首的金融托拉斯小集团说服了美国国会通过了以《奥尔德里奇计划》为基础的《联邦储蓄法》，将发行货币的权力出让给由私人机构组建的美联储，当时的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该法案，正式宣告美联储成立。

从此以后，美国就再也不是当初建国时的那个美国了。自由主义的作家们很喜欢把美国两百多年的国家历史，用一个充满道义感的光辉故事从头到尾串接起来，好像国父们的理想一直都被遵循，《独立宣言》中的建国原则也始终没变。而历史事实是，华尔街早已通过一次次“政变”改造了美国，不正视这个事实，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故意。

正视基本事实并不难，两个美国的分野清晰可见：地缘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特区，币缘美国的首都是华尔街。前者通过联邦政府控制着美国的各州，并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后者通过美联储控制着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并左右着全球金融市场。华盛顿特区和华尔街密切合作，共同创造了美元这一同时服务于两个美国各自利益的金融工具。

为方便叙述，下面就将币缘美国称为华尔街美国，将地缘美国称为华盛顿美国。

由于美联储是私人公司性质，华尔街是内部人小圈子，所以华尔街美国可以摆脱公开其内部信息的义务，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可以掩盖在其商业活动当中。无论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它内部充满了各种阴谋，华尔街美国自诞生之后即以一种不受公众监督的方式，运用自己巨大的金融权力攫取巨量的财富，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紧接在1913年华尔街美国诞生之后，卷入了大战的英国政府1914年10月向美国派出代表团，寻求军用物资的供给，由于当时美国的官方立场是保持严格中立，于是代表团决定委托摩根公司作为它的独家采购代理商。

这正是华尔街美国全面介入世界事务的开始。由于当时的白宫和国会都在反战的民主党手中，美国政府还坚持着中立政策，从一战中大发横财的“国运”实际上最初是华尔街美国所独享的。在一段短暂的恐慌之后，华尔街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通用汽车股价在1914年底收于每股81.5美元，一年以后涨到了每股500美元；美国冶炼公司股价从每股56.25美元跃升到每股108.125美元；而伯利恒钢铁公司在接踵而来的协约国订单的助推下，股价从每股46.125美元翻升到了每股459.5美元，在那一年最高的时候曾涨到过每股600美元。除此之外，出于避险考虑，黄金从1914年底就开始大量回流美国，从那以后，这些黄金中的大部分就一直留在了美联储的地下金库里了。[3]

将新生的华尔街美国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人们会发现，这个由华尔街所代表的行为体与一次大战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直接、更为深入。

交战的双方都看到了这一点，英国和德国在华尔街展开博弈，争取得到在伯利恒钢铁公司拥有控股权的查尔斯·施瓦布的支持，但施瓦布断然拒绝了德国人开出的天价，向英国承诺他将履行合同，并在摩根银行的帮助下将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股票转入信托，确保该公司不会被收购。英国海军上将费雪勋爵在他的战后回忆录里写道，“如果说有人值得英国感谢的话，那就是施瓦布先生。”而在对方，德国将军冯·鲁道夫则将摩根公司负责军工产品采购的高级合伙人爱德华·斯特蒂纽斯称为美国军工业之父，认为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协约国的一个军团。[4]

但华尔街的最终目的不过就是为了赚钱。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摩根银行实际上一共为英国购买了价值30亿美元的军需品，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参战前一年1916年联邦政府收入的4倍。仅仅1%的手续费这一项，摩根家族就赚取了3000万美元。这也难怪有一个广为流传的阴谋论版本：是“死亡商人”（指军火商）和“华尔街”策划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目的就是通过贩卖军火和为战争融资而从中谋利。

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图自新华网

当然，华尔街美国也不是自始至终独享战争红利。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战，到了战争结束时，美国从战前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一举翻身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到这时，随着欧洲那些曾经的“明灯”先后熄灭，美国成了唯一的大赢家，华尔街美国成为了最强大的金融强权，华盛顿美国也成为了最强大的工业强权。

一战这一个回合，奠定了此后一百多年历史上两个美国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其他国家是无法想象的，如果华尔街完全属于美国，脱离白宫和国会做不成任何事情，那么就不可能出现摩根等私人金融公司，不顾美国政府的严格中立政策，一边为协约国融资、一边重建美国军工行业、一边左右着欧洲的战争进程、一边为自己的小集团疯狂敛财这种甚至可以按“叛国罪”论处的行为。只有把华尔街理解为另一个美国——华尔街美国——的首都，并不真正属于这一个美国——华盛顿美国，才能给出相对完整的解释。

华尔街美国的“国民”与规模

华尔街美国既然是一个虚拟的币缘国家，其“国民”只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货币关系而虚拟地归属，那么他们就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可以居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拥有任何一国或多国的国籍。

华尔街美国的核心“国民”，即那些最大的币缘贵族，“大隐隐于市”，无法像一国的国民那样统计出来。但通过分析研究大型的跨国公司和华尔街金融巨头，还是可以大体上描述出来一个基本轮廓。

根据法国研究人员2007年的一项研究，全球资本主义的企业网络中心具有一个“关联性极强”的部分，大约由1300多家交叉持股的企业组成，这些企业中四分之三的股票都由其他企业持有。而这个关联部分的核心，是大约700多个通过持有50%以上的股票而享有最大的控制权的所有者主体，既包括企业也包括个人。研究发现，“一旦这些主体步调一致，就意味着它们控制了相当于全世界所有跨国企业80%市值的一个跨国企业群。” [5] 如果进一步缩小范围，还可以分辨出大约150家左右“既属于核心部分又具有强大控制力的跨国企业”。在这150家企业排名前50的企业中，按行业分，45家企业来自金融业，4家控股公司；按地域分，24家美国企业，8家英国企业，5家法国企业。用研究者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庞大的“资本国际”，是“资本主义核心中的核心”。[6]

另外一个相关研究来自于美国独立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据他所说，他花了38年的时间分辨出了一个由150家大公司构成的“全球私人权力联盟”。而瑞典研究人员通过对4万多家跨国公司及其所有权进行分析，也发现了一个由1300家公司构成的“全球经济的核心”，“其中的超级核心就是这150家，他们占据全球财富的40%以上，拥有的权力令人瞠目。”[7]

无论是称之为“全球私人权力联盟”，还是称之为“资本国际”，总之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部分，而他们就构成了华尔街美国的核心“国民”。如果按照150家企业的规模来计算，合计的全年营业额大约是36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和中国两国GDP之和，资本总额大约是150万亿，是全球GDP总和的2倍。[8]

这就是美国时不时展现出来的“超级权力”的真正来源，当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者目标一致时，组合起来的权力实际上天下无敌。

为什么华尔街会有“大到不能倒”的效应？在它导致了2007-20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还不得不拿纳税人的钱对肇事者进行救助？反过来，为什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目前已接近22万亿美元甚至更多，超过了全年的GDP总额，它还能一届接一届持续举债度日？为什么一方面华尔街的虚拟经济和美国的实体经济互不相关，各走各的轨道，另一方面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又有高官频繁互换的“旋转门”？

只有看到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者之间既分离又组合的特殊关系，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华尔街美国与中国

将美国视为两个美国的二合一，是一个简明实用的理论，应用这一理论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近几十年来的中美关系。

首先认识到，华尔街美国的利益就是币缘贵族集团的利益，并不必然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币缘贵族集团的利益归根结底是资本增殖，通过投资中国而增殖还是通过投资美国或投资世界其他地方而增殖，没有区别，全看增殖率的高低。因此，美国和中国两个地缘国家之间在地缘政治上的博弈冲突，对于华尔街美国来说，只是间接的关系，而不是直接的关系。如果存在着不一致——在地缘上围堵中国只符合华盛顿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并不符合甚至还有损于华尔街美国的利益，那么，中国就不会看到一个目标清晰、行动一致、前后连贯的美国对华政策。

将美国区分为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部分，也就不会一再出现“美国很好”或“美国很坏”、“美国很强大”或“美国不行了”这类简单化、二元化、极端化的判断，关于美国的研究也可以更学术一些，对于美国行为的自相矛盾之处、难以理解之处也有了更好的分析工具。

例如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表面看起来明显是一个地缘政治行为，重点表现在环绕中国形成军事基地包围圈、重新构建印太区域战略、重新调整美国在本地区的海空军兵力布局等等。但谁都明白，这些战略调整并不会直接导向军事行动，没有人会当真考虑中美两个核大国发生全面军事冲突的现实可能性。

但如果将其理解为是华盛顿美国通过地缘战略的调整为华尔街美国的利益提供服务的一种行为，似乎就比较好理解了。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华尔街美国投资中国的金融战略也实行了40多年，投资的当前收益是多少、未来收益将是多少、如何才能确保投资收益的稳定获得、如何才能进一步提高投资收益率，这些大账都是要仔细盘算的。这是华尔街美国在中国的根本利益，与表面上看到的中美关系并不是一回事。

如果爆发战争能让华尔街美国大发战争财，它决不会犹豫；如果中国崩溃能让华尔街美国大发崩溃财，它也决不会犹豫；但目前来看，这两种发财机会都不存在。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应该已经让华尔街美国充分认识到，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无论是什么主义）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无论是什么模式），是非常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投资收益率也是符合期望的。

所以，奥巴马八年，“重返亚太”只是摆摆样子，并不当真向着中美军事对抗方向推进。

特朗普的上台是一个很大的变局，因为他所说的“美国优先”、“让美国重新伟大”，显然是指华尔街美国之外的那个美国。在他眼里，真正代表美国人民利益的华盛顿美国在华尔街美国长期以来的控制和盘剥之下，已经衰落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了。从本质上说，2016年兴起的“特朗普运动”，代表的就是华盛顿美国对华尔街美国长期压迫的最新反抗。

为什么会有中美贸易战？特朗普认为，一方面是中国与华尔街美国的经济双赢，另一方面是中国与华盛顿美国的一赢一输，这种局面不能继续下去了。特朗普的政策集中于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让工人的工作回流美国，这与此前华尔街美国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让美国金融业走向全球——南辕北辙。

为什么会有两年后的《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这两年的时间，应该是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场三方之间的三角谈判，最终的谈判结果，尤其是华尔街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那部分，在协议文本的第四章当中体现了出来。直到三方都各得其所之后，协议就出来了。

当然，认为中国与华尔街美国建立了双赢的关系，丝毫不意味着双方是友好和互信的。事实上，在全球的政治光谱当中，中国和华尔街美国恰好处在左右两个顶端，互为意识形态上的最大对手。这个对立双方在目前阶段之所以还没有转入冲突对抗，只是一个暂时的利益平衡，一旦平衡打破，形势将发生巨变。

最近几年，美国的政客和媒体人当中公开反中、激烈反中的言论明显增多了，其实毫不奇怪。只要将这些言论理解为背后出自华尔街美国的指使，代表了华尔街美国的意志，反而更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关于未来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双方各自内部的哪些变化将最终打破这一平衡？本理论模型提供了初步的思考方向，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沿着这个思路继续研究下去。

外出活动减少了，读书时间增加了，何不趁此机会多思考一些真问题？顺便推荐一下《观察者网》刚刚推出的中华书局新书《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大变局前夜，必须做到知彼知己，此文意在深化“知彼”，而《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则是深化“知己”的最佳读物之一。

注释：

[1]https://www.guancha.cn/RidvanBariUrcosta/2020_02_08_535084.shtml

[2]https://www.guancha.cn/MarioCavolo/2020_02_08_535183_s.shtml

[3]（美）约翰·S·戈登著，祁斌译，《伟大的博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1月

[4]同上

[5]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法）迪美尼尔，（法）莱维著；陈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p12

[6]同上

[7]目标中国 /（美）威廉·恩道尔著，戴健等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1月

[8]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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