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哥曾与伦敦争夺钢铁造船业，与利物浦分享巨大的美国贸易，这里市民的活力使其成为英国的第二大城市。——斯潘塞·沃波尔爵士，《英格兰史》苏格兰的死亡率一直远远高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尽管与英国其他地区相比，这种无法解释的高死亡率在苏格兰的所有地区都存在，但格拉斯哥及其周边地区的死亡率最高。——戴维·沃尔什，《历史、政治与脆弱性：对苏格兰和格拉斯哥高死亡率的解释》幽灵之河人生的开始格拉斯哥的造船工人是一群意志坚强的人，但即使他们中最坚强的人，在看到一艘大船下河时也会激动不已。来自戈万的74岁老人吉姆·克雷格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当你看到自己建造的船滑入克莱德河时，你会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 戈万位于格拉斯哥中心以西，曾经是英国造船业的中心地带。克雷格出生在埃尔德公园路，离费尔菲尔德造船厂的主大门只有几百米远，他的父亲曾在这家造船厂做锅炉工。1959年秋天的一个星期五，他离开了学校，在接下来的星期一，也就是他15岁生日那天，他开始在费尔菲尔德造船厂工作。他在造船行业干了半个世纪，当过勤杂工、学徒、焊工、工头，最后当上了经理。他也周游了世界，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匹兹堡的一家造船厂。他说他喜欢在国外工作，但和所有造船工人一样，他的心仍然留在费尔菲尔德，这是他的第一个或者说是“母”造船厂。他说：“无论你在世界上走到哪里，你总是对你工作的第一个造船厂怀有感情。如果有机会，你就会回到那里。这是一种强烈的依恋感，因为你的‘母’厂给了你人生的起点。”克雷格当时可能还不知道，年轻的他是给全球经济带来革命性变革的格拉斯哥造船工人团队的最后一批人之一。就血统而言，这些造船厂是神圣的，因为正是在克莱德河畔发明了蒸汽动力和钢铁船体航运，也正是克莱德建造的巨型船只在1870—1910年推动了第一次贸易全球化。就对现代经济的持久性影响而言，很少有城市能与格拉斯哥竞争。底特律的汽车可能给交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格拉斯哥的轮船创造了我们今天生活的相互联系的世界。当克雷格在1959年开始工作时，克莱德河上游有8个大型船厂，它们之间有一千年的历史。但十年之内，大多数都失败了。如今，当你在克莱德河畔漫步时，你看不到任何正在建造的船只，除了两个船厂外，其余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在飞机库进行的小规模军事活动。唯一可以看到的船是格伦利号，这是一艘245英尺长的钢铁船体大船，于1896年在这里下河。对跳上船的游客和在甲板上赛跑的孩子来说，这艘船的中等大小和过时的技术描绘了一幅强大的克莱德河工业的虚假图景。19世纪末，世界上1/5的船只，包括长度超过350英尺的最先进的蒸汽船都是在这里建造的。现在河的南岸还留有失去的工业所剩下的伤痕，船只在装船和装配时曾经停靠的码头上长满了杂草，办公室是废弃的，窗玻璃是破碎的，还有满是涂鸦的红砖墙。格拉斯哥是一个极端的经济体，因为在20世纪没有其他城市经历过如此严重的衰退。要明白这一点，就得考虑高潮和低谷。在19世纪晚期，格拉斯哥被视为“帝国第二大城市”，在许多方面开始超过英国首都——在艺术、设计、建筑以及工程、创新和贸易方面领先于伦敦，有些人甚至称它为“现代罗马”。然而一个世纪后，造船业消失了，失业现象普遍，在格拉斯哥郊区的卡尔顿，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54岁（在斯威士兰，27%的成年人患有艾滋病，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是57岁）。从“现代罗马”到落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方，格拉斯哥从欧洲最好的城市变成了最麻烦的城市。格拉斯哥的故事——成功城市如何走向失败——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都生活在城市。1950年，全球只有3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如今我们中超过一半的人生活在城市，到2050年，全球75%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极端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一个城市经济的脆弱性就是理解未来的风险。我访问了格拉斯哥，会见了那些还记得这座城市强盛时代的人们，他们可以直接解释是哪里出了问题。格拉斯哥的衰落弗吉尼亚·唐斯家族格拉斯哥在国际贸易的推动下实现了较大发展，作为一个港口，它的地理位置在英国是最好的。在苏格兰西海岸顺风的情况下，从格拉斯哥航行到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等美国殖民地比从伦敦出发要快得多。在18世纪中期，当地的商人会买下所有的消费品，然后把它们赊销到美国，种植园主则会把烟草送回来以偿还这些债务。坎宁汉、格拉斯福特和施皮尔斯等少数家族控制着这个市场，他们拥有遍布殖民地的连锁店。像约翰·格拉斯福特和亚历山大·施皮尔斯这样的人成了欧洲最重要的商人，他们被赋予了与身份相称的称号，包括“烟草大亨”和“弗吉尼亚·唐斯”。格拉斯哥轴心：从烟草到造船美国的独立削弱了格拉斯哥对烟草贸易的控制，并摧毁了“弗吉尼亚·唐斯”家族，但这座城市的经济才刚开始崛起。烟草商人对格拉斯哥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投资，深挖并清理了克莱德河。有企业家精神的格拉斯哥人将业务多元化，开发出以蒸汽驱动的动力织布机，以快速而廉价地制造亚麻布。从亚麻布贸易中获得的金属加工和蒸汽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再加上河流通道的改善，催生了格拉斯哥第二大世界领先的贸易——船舶制造业。虽然烟草最初使格拉斯哥富裕了起来，但却是船舶制造业把它变成了工业革命的超级大城。船舶制造业的利润十分丰厚，格拉斯哥每年生产200多艘新船，其中包括英国、荷兰和土耳其政府委托的海军舰艇。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克莱德河畔已经有2万名工人。格拉斯哥是世界领先的创新之都，到处都是就业机会，因此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喝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投资者。1888年格拉斯哥举办国际展览会时，有近600万人参加。这比整个苏格兰的人口还多20%，其中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格拉斯哥似乎注定要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城市之一。神圣的三位一体与此同时，在格拉斯哥以南300英里的地方，剑桥大学一位40多岁的名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家正在写《经济学原理》，这本书后来成为经济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一个关系到许多人生活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企业选择在特定的城镇扎堆？马歇尔认为，从历史上看，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某一特定行业的专门场所，是因为它们靠近一种原材料。例如，费尔菲尔德以刀具而闻名，它的砂石质量很高，这可以用于制造砂轮。但是更好的交通工具的出现使这些联系变得松散，他说，这意味着工厂不再需要紧挨着它们赖以生产投入的矿山或森林。重工业的业主可以在任何地方落户，但他们往往选择靠近某个专业化工业城镇的其他工厂。马歇尔认为，这种集聚是由三种力量推动的——劳动力队伍、技术溢出和供应链。它们今天被称为集聚的“三位一体”。在某种程度上，这三种力量是显而易见的，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队伍、创新的技术和可靠的供应链对工业城市的企业是有利的，这是一个常识。但这些力量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一座城市，它们不会让一家企业特别受益，也不会有任何一家企业负责生产它们。正如马歇尔所说的，它们有点儿隐蔽在人们的视线之外，一个专业城镇的产业是无处不在的，以至于当地的孩子“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它们。在任何一个工厂之外，它们都是属于整个城市或城镇的财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马歇尔提出的三种力量都具有“外部性”。在达里恩峡谷，外部性意味着自由贸易造成了损害；而在格拉斯哥的繁荣中，外部性则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在达里恩峡谷，当一名伐木者决定砍伐一棵树，但没有考虑到这个决定会对其他重视热带雨林的人所造成的影响时，就会产生外部性。由于一群伐木者都以同样的方式行事，这种外部性放大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其结果是环境退化的程度远远超出伐木者的想象。但外部性也可以是积极的。想象一下，一个船厂老板正在考虑在克莱德河岸的哪个位置建厂。通过选择在戈万建厂，可以对其他船厂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影响：竞争对手可以雇用下岗工人或挖走最好的工人，该船厂可以模仿和改进新来者的技术，并在新的供应商提供原材料时获益。就像个人伐木者没有看到他造成的全部损害一样，个体的船厂所有者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积极影响的程度。结果是放大了一些积极的东西——每家企业都可以从劳动力、技术和供应链中受益。利益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这使格拉斯哥这样的城市比任何个人计划所设想的都要强大得多。集聚在行动与格拉斯哥的人交谈，就是为了理解马歇尔所说的一个行业“无处不在”是什么意思。在戈万出生的历史学家科林·奎格利说：“造船业深深植根于这座城市的身份之中，过去很容易定义和解释这座城市的生活。”这条信息的意思很简单：“欢迎来到格拉斯哥，我们在这里造船。”奎格利先生带我参观了戈万，指了指那些早已不复存在的船厂、剧院和电影院。在这个城市的正中央，我们到达了一个叫作戈万的十字路口，路口中央有一个铁制的纪念碑。在这个曾经是英国造船业中心的地方，戈万的座右铭出现了：“没有工作就没有一切。”戈万当然有马歇尔所说的劳动力队伍，那里的人知道如何努力工作。20世纪50年代，标准工作时间为一周6天，总计48小时（“周末”一词传统上指的是周六午餐时间）。这是一个宗教城市，很多人会在周日休假去教堂做礼拜，但每周工作7天以赚取加班工资也是很常见的。格拉斯哥也是技术如何通过模仿和改进进行扩散与放大的最好例子。1801年，世界上第一艘蒸汽船夏洛特·邓达斯号在克莱德河下河。这艘船是木制船体，有蒸汽动力的桨轮，长度为56英尺，能够以每小时6英里的速度行驶。随着蒸汽动力水运的概念得到证实，世界上第一艘客轮——彗星号很快就出现了。1818年，罗伯特·威尔逊建造了第一艘金属船，这也是第一艘依靠船尾动力推进的船。这艘小船是重塑全球贸易的大型船只的祖先，它有一个合适的大名——火神号。克莱德河沿岸造船创新的精细化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第二种集聚力量的例证，并使格拉斯哥领先其他城市数十年。1814年，当在克莱德建造的蒸汽船玛格丽号驶往伦敦时，它被描述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幽灵”，在伦敦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因为泰晤士河上从来没有人见过蒸汽船。以造船业为核心，大量的附属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是马歇尔对专业化城市的第三种解释。这些造船厂需要大量原材料。随着向迅速扩张的造船厂供货，格拉斯哥的金属和煤炭公司的数量不断增长。造船也刺激了轻工业，1837年，加拿大人塞缪尔·丘纳德在富有的格拉斯哥人的投资下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成为豪华旅行业的先驱，丘纳德轮船公司的海报上宣传着从格拉斯哥到纽约和孟买的迷人旅程，在曼哈顿，居民们被吸引前往格拉斯哥和苏格兰的“浪漫之地”。虽然这些游轮远远超出了格拉斯哥工人阶级的承受能力，但这些豪华游轮为木匠和地毯装配工，以及销售家具、玻璃和餐具等产品的公司创造了数千个就业机会。格拉斯哥的衰落正如马歇尔所说的那样，格拉斯哥对所有现代城市的警示是：任何“无处不在”的经济效应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在达里恩峡谷，负外部性恶化了环境，伤害了每个人，但又不能特别归咎于任何人。因此，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这种效应。然而在正外部性的情况下，逻辑是颠倒的。劳动力队伍、技术和供应链的好处惠及城市中的每个人，但没有人特别负责维护它们，格拉斯哥显示出的风险是保护这些条件的措施太少了。死亡来得很快。按吨位计算，英国造船厂在1947年制造了全球57%的新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件好事，德国和日本的造船厂被摧毁了，在战争中失去客轮和油轮的盟国需要新的船只。和平的海洋意味着全球贸易的蓬勃发展，对货船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全世界商船队的运力在1948—1965年翻了一番。但克莱德河畔的船厂没能抓住机会，开始失去市场份额。到了1962年，英国在全球船舶制造业的份额仅为13%，到1977年，该行业已被收归国有，成为英国造船公司，但该公司很快就倒闭了。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一流的船舶制造业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轰然倒塌，最后变成了一个国有企业的躯壳。马歇尔的三种集聚力量给我们的教训是，当一家公司在一个城市建立时，它会为所有其他公司创造看不见的利益。与之相反，每当一家公司离开一个城市，那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技术创新缩减，供应链更加薄弱，这些都会影响留下来的每一个人。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一个城市应该极其严肃地对待任何会损害该地公司利益的事情——包括外国竞争。英国严重低估了来自海外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未能认识到实体基础设施可以迅速重建，而且一旦重建，往往会比以前有所改善。汉堡和不来梅的船厂在英国的“千架轰炸机”空袭中被摧毁，日本在长崎的重要船厂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但这些竞争者战后迅速进行重建，并在此过程中对它们的船厂做出了巨大的改进。日本的新船厂也大得多，使它们能够更大规模地运营，并实现成本节约。日本开始赢得合同，这降低了格拉斯哥的市场份额。克莱德河曾经是一个创新中心，但这里的工人却被旧技术困住了。外国竞争者开发了新的焊接方法来连接船体的各个部分，而克莱德船厂通常使用耗时、昂贵和沉重的铆钉。1965年，英国政府派遣了一个部长级代表团去日本对该国的造船新设施进行考察，他们的发现让人坐立不安，位于大阪以西100公里处的相生船厂的工人当年每人建造的船舶吨位为182吨，这是一个典型的英国船厂的22倍。曾几何时，造船业中最好的想法在格拉斯哥自然地涌现出来，工头只要抬头看看克莱德河岸，就知道他们的竞争对手在做什么。但是现在这个行业已经国际化了，克莱德的船厂没有对重要的变化及时做出反应。客户的需求转向了由柴油发动机驱动的长途货船和油轮，而不是格拉斯哥著名的燃煤蒸汽船。航空旅行的出现和对大规模移民的限制，意味着对大型客轮的需求下降，而大型客轮是克莱德河船厂的另一个专长。所有这些趋势早在几年前就有迹可循了，虽然公司有职业经理人，但格拉斯哥的管理人员通常是来自车间的男性，他们在当前的工作中表现出色，但在跟踪外国最新技术或发展方面却不是专家。船厂所有者也未能进行恰当的再投资，他们虽然获得了可观的股息，但只将不到5%的利润投入到新机器和新技术中（相比之下，汽车制造商的再投资比例超过12%）。造船厂在应该投资前沿技术的时候却被榨取了资金。克莱德河沿岸传播的思想曾一度引领世界，但是现在整个城市都已经过时了。呼叫邓禄普英国历届政府也发挥了作用，在糟糕的经济基础上实施了灾难性的产业政策。船舶制造业如同一个烫手山芋一样被扔向政府部门，产生了大量的研究和报告，但很少有创新的想法。由于无法决定如何做，政客们在1965年成立了一个独立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雷伊·格迪斯担任主席。该委员会没有航运方面的专家（格迪斯是轮胎制造商邓禄普的常务董事），委员们也没有参观过造船厂。经过数月的深思熟虑后，他们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想法，即试图利用一种名为“分组”的政策来模仿规模较大的日本船厂。格迪斯的结论是，像英国克莱德河这样的区域有太多独立的船厂，它们应该通过强制合并而形成更大的集团。每个造船商都可以保留自己的地盘，但他们会表现得好像他们是一个更大集团的一部分。即使就其本身而言，这个计划也毫无意义。威斯敏斯特的官员所迷恋的日本船厂是大型的单一场所，格迪斯的计划只是为现有的设施重新贴上标签，称它们为企业集团。格拉斯哥是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1967年11月，由费尔菲尔德、亚历山大·斯蒂芬、查尔斯·康奈尔、约翰·布朗和亚罗船厂组成的上克莱德造船厂成立。重新贴上标签的基础设施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日本的大型船厂，这些独立的船厂并没有变得更大，它们之间的距离仍然有几英里远。常识告诉我们，这并不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方式。与日本大型船厂竞争的唯一方法是建造一个设施，这可以是一个公共设施，各个船厂可以根据赢得的合同竞标租用此设施。除此之外，根据马歇尔关于在成功的城市中，公司之间具有溢出效应的观点，格拉斯哥需要出台政策以重新点燃该市已枯竭的正外部性，开展一项大规模的培训和设备投资计划，以创造一批熟练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可以再次在前沿造船技术中发挥作用。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在四年的时间里，上克莱德造船厂花费了纳税人7 000万英镑，但却没有实现格迪斯所承诺的效率。1969年夏天，该集团已经濒临破产，依靠政府的救济艰难度日，直到1972年才解散。随着船舶制造业的衰落，格拉斯哥的失业人数大幅上升，从1947年的几乎为0到1966年达到11.8万人，1983年达到9.6万人。如今，格拉斯哥有5.9万户家庭（占总人口的1/4）的成年人没有工作，这一比例远远高于英国的平均水平。贫困与死亡卡尔顿的故事55岁左右的克雷吉是土生土长的卡尔顿人，这是格拉斯哥东区的一个区域，记录了这个城市最低的平均预期寿命。克雷吉在伦敦路与威尔士街交叉口附近的一户人家长大，此地也位于该区的正中央，他还依稀记得失业对该地区的影响。在他的童年时代，东区是一个热闹的地方，你会一直很忙，你虽然很穷，但你一直在工作，你的父母也会给你找一份工作。克雷吉和他的同伴在1978年年满16岁，但那时一切都改变了。马歇尔的第三种集聚力量——企业对一个城市的供应商和相关产业网络的影响，已经把痛苦的船舶制造业的损失传递到了整个格拉斯哥。位于伦敦东区的帕特海德锻造厂本来是克雷吉的天然雇主，在鼎盛时期，曾有2万名工人在那里工作。但是由于造船厂的衰落，锻造厂也在1976年倒闭了。威廉·阿罗尔爵士于1872年建立的达尔马诺克工厂曾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先驱，也在1986年倒闭了。随着该地区历史悠久的雇主消失，对克雷吉和他的许多朋友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失业、酒精和海洛因来定义的。格拉斯哥的黑暗之谜酗酒、吸烟、不良饮食习惯和缺乏锻炼，这些糟糕的慢性因素都缩短了格拉斯哥人的寿命。这座城市建在烟草上，帕特海德和达尔马诺克（卡尔顿东端隔壁的郊区）最近的数据显示44%的人在吸烟，其中包括36%的孕妇。格拉斯哥酗酒导致的死亡人数是苏格兰平均水平的好几倍，而苏格兰的平均水平本身就高于欧洲标准。格拉斯哥山峦起伏，绿意盎然，绵延数英里的自行车道提供了绝佳的视野，但在较贫穷的地区，超过1/4的成年人受到残疾的困扰。在工作日的下午，在一条从市中心向东延伸的历史大道——绞架门（Gallowgate）上，到处都是站在酒吧外吸烟的失业男女，许多人都用拐杖和齐默式助行架撑着身体。第二组更严重的因素——毒品、暴力和自杀是格拉斯哥50岁以下人群的主要“杀手”。2016年，该市记录了257例与毒品有关的死亡事件，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英国其他地方。苏格兰地区每年因毒品死亡的人数如图6.1所示。除了吸毒死亡的统计数据外，格拉斯哥的自杀率和谋杀率都远远高于苏格兰的平均水平。男性是最危险的，占自杀人数的69%，占与毒品有关的死亡人数的70%，占谋杀案的75%。 这些因素都与经济贫困有关。贫困对健康影响的统计分析是格拉斯哥的另一项创新，这可以追溯到1843年对霍乱疫情的开创性研究。今天，格拉斯哥拥有61个微观区域的深入数据。统计数据显示，在卡尔顿、戈尔巴尔斯和戈万等受工业损失打击最严重的地区，人们的收入较低，失业的可能性较高，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吸烟、酗酒、吸毒并英年早逝。但这种纯粹的经济解释并不能完全说明格拉斯哥人的过早死亡问题。看看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是解开这个谜题的一种方式。这些城市在当地被视为格拉斯哥的同辈，都是西海岸的大城市，都有共同的工业历史、爱尔兰人和宗教遗产，以及历史悠久的足球队。这三个地方相似的观点在更严格的统计比较中得到了证实，从就业到饮食，从收入剥夺到毒品的所有数据都表明，这三个都受到去工业化打击的地方是非常相近的。然而，有一项统计数据引人注目，格拉斯哥过早死亡的比例比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高30%。对经济和社会贫困的深入研究并不能解释这个谜团，如果把所有因素都考虑进去，格拉斯哥人仍然离世太早了。这个超出卫生专家解释范围的过量死亡数据是在2010年被发现的——每年死亡约5 000人，这被称为格拉斯哥效应。它被认为是在大约50年前出现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更糟糕。早期死亡之谜暗示了一些隐藏的因素，这些破坏格拉斯哥的因素在大多数研究中被忽略了。从逻辑上讲，这种破坏性的力量肯定会让这里的人们变得脆弱，但对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人们则伤害较小。无论隐藏的因素是什么，它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产生影响。隐性资本整合、监管与风险与经历过格拉斯哥衰落的人的讨论使我确信，格拉斯哥之谜的解决方案在于这座城市鼎盛时期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由一位贫穷的法国学者埃米尔·迪尔凯姆所著，经济学家对此书却不屑一顾。在一位挚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迪尔凯姆下定决心了解法国的高自杀率。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后，这个国家在19世纪末蓬勃发展，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快速增长，实现了和平。但是，伴随着“美好时代”而来的是另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统计数据——自杀人数激增。所以迪尔凯姆着手找出原因，并在1897年出版了专著《自杀论》。这是社会学的一本基础性著作，也是一种被忽视的思维方式的根源，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解释格拉斯哥的问题所在。迪尔凯姆所发现的模式过于强大，以至于自杀不能完全归咎于集中于个人环境的典型解释——抑郁或债务。数据显示，自杀率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抑郁或负债的个人的总和，还是一种源于更深层次问题的社会现象，他称之为社会的“疾病”或“感染”。这种现象的原因通常是缺乏“社会融合”，在人们设定个人目标的地方自杀率会更高——如果他们的计划出了问题，他们会感到冷漠和绝望。相比之下，他观察到人们通过团队精神团结在一起的社会更强大，因为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当这些地方出了问题时，就会有一种对每个人都有利的相互精神支持。正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说的有益的经济力量可以无处不在，对于迪尔凯姆来说，这种保护性的安全网是城市中每个公民所共享的东西。卡拉布里亚效应为了弄清这与格拉斯哥的消亡有何联系，我们需要在迪尔凯姆的基础上进行一项开创性的现代研究，我们在意大利做一个短暂的迂回。意大利在1970年从罗马下放权力，成立了20个新的地区政府议会，使之能够控制从卫生、教育到公共工程和经济发展的一切事务。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跟踪的有趣实验，于是他开始在意大利全国各地进行自驾游，沿途采访了数百名官员和公民。新一届地方政府的表现千差万别，代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政客和公务员做了每个人都希望做的事情，开创了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的创新性法律。市民对他们的政治家感到满意，经济也实现了蓬勃发展，意大利南部的“脚趾”卡拉布里亚则是另一个极端。在这里，政府官员除了拿薪水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做（官员们很懈怠，帕特南常常找不到人接受采访）。在经济方面，卡拉布里亚是欧盟地区发展水平最低的地方，当地一些村庄里的卡拉布里亚人仍然住在石屋里。1990年，意大利内部分化严重，最强大的地区与德国竞争，最弱的地区则陷入了贫困。为了深入了解意大利的两极分化，帕特南遵循了迪尔凯姆的理论，搜集大量数据来补充他在全国各地旅行时所听到的个人情况和故事。他发现了社会交往水平的巨大差异，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及其北部邻近地区有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有数以千计的足球、徒步旅行和狩猎俱乐部，人们一起组团观鸟或读书，当地还有合唱团和乐队。除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人们也积极参与公民活动，参加公民投票，阅读当地报纸以对政治家进行问责，并建立信用合作社，向那些需要资金的人提供贷款。在意大利北部，人们说他们感觉自己与一个更大的群体联系在一起，在迪尔凯姆的“整合”雷达上，该地区应该会得分很高。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坎帕尼亚和西西里是一个让人联想到浪漫画面的地方：崎岖的海岸线，和蔼可亲的渔民与农民在橄榄林里畅聊。事实上，帕特南发现的却是一团糟的村庄和城镇。几乎没有公民活动，也没有社交俱乐部或运动队，大多数人并不关注当地新闻，也不参与投票。他们做出的决定是短视的、自私的，而且常常是腐败的。卡拉布里亚人使用的令人沮丧的谚语让帕特南感到震惊，其中包括“行为诚实的人会得到悲惨的结局”。不出所料，像北方信用社这样的非正规经济支持机制在南方那些信任度很低的村庄里是闻所未闻的。帕特南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社区的福祉，包括它的民主和经济，取决于“社会资本”。北方的俱乐部、团体与社团反映并产生了信任、奉献和接受恩惠的文化规范以及参与公民生活的传统。总而言之，这些传统、非正规机构和文化规范，也就是北方的社会资本，推动了贸易和政治的繁荣，并使一些特别的支持方案成为可能，比如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紧急贷款。相比之下，南方几乎没有社会资本，而是依靠一种被称为“非道德家庭主义”的破坏性文化规范来运作的，这是一种行为准则，它要求你尽可能地为你的家人攫取一切，并欺骗你的邻居。迪尔凯姆和帕特南提到的问题——因为没有参与更广泛的团体或项目而感到无方向、缺乏整合性、无助和孤独，正是许多格拉斯哥人在被问及他们的城市的衰落时所谈论的问题。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不是在讨论工业衰落时出现的，而是在拆除他们的传统公寓时出现的。格拉斯哥失去的资本另一个公寓的故事当你在戈万寻找一位研究公寓生活的专家时，似乎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琼·梅尔文，她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图书馆、当地博物馆以及当地历史团体中。琼现年93岁，是一位有着清晰记忆的老戈万人。她通常会戴一条丝巾，用胸针或纽扣系在一起，还有一头浓密的白发。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说：“我对造船了解不多，但我知道有关公寓生活的一切。”格拉斯哥的住房在英国是独一无二的，它也是城市外来者地位的另一个反映。1707—1901年，格拉斯哥的人口从1.3万增长到96万，这在英国是增长最快的，因此需要一种量身定制的建筑。传统的格拉斯哥公寓有三四层楼高，由砂岩建造，公寓共用一个前门，楼梯间与厕所也是共用的。许多房子都很小，包括“单向房”（一个供全家人做饭、吃饭和睡觉的房间），以及稍大一点的“一室一厨型房”。大人睡在洞穴床（一种折叠式睡柜）中，孩子则睡在地板上。公寓式居住模式意味着格拉斯哥的人口密度高得令人难以置信，1860年，每英亩有330人，这几乎是现代最拥挤的城市——是孟加拉国达卡市人口集中度的两倍。格拉斯哥的公寓名声很差，以拥挤、肮脏和公共厕所而闻名。然而，当你参观这座城市时，你就会发现公寓的故事可能还有另外一面。一些原有风格的公寓保留了下来，房子很漂亮，用昂贵的砂岩建造，有很高的天花板和很大的窗户。在公寓生活的格拉斯哥人一致认为过度拥挤是一个问题，但仍然对他们的建筑津津乐道。除了人口稠密之外，公寓也是众多俱乐部、团体和社团的所在地，这里有乐队、足球队、基督少年军团体、摄影和自行车俱乐部。在戈万，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举办的夏季集市吸引了大批人，花车在警察管乐队的带领下沿着大街游行。当地历史学家科林·奎格利回忆说：“游行似乎永远都在进行。”这座城市的每一处都有自己独特的活动和庆典。琼·梅尔文解释说，这里鼓励邻居在彼此的生活中发挥作用。大楼里刚出生的婴儿会引得其他小孩在楼梯上转来转去，他们在急切地等待着洗礼礼物，新父母会把它给他们遇到的第一个与新生儿性别相反的孩子。一位戈万人回忆起奖品时说：“你会得到两块涂了黄油的硬饼干，中间夹着一个用防油纸包裹的先令。”邻居的婚礼甚至更好，因为新郎的父亲会在街上扔几个一便士或三便士的硬币，以造成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抢硬币的“婚礼混乱”场面。除了知道邻居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你还知道在公寓楼里人们对你的期望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坚守的角色和责任。在许多公寓楼里，清洁近乎是一种痴迷的行为，妇女们轮流擦洗临近的瓷砖地板，每逢星期五晚上房子大扫除时，全家人都参与进来。一个严格的轮流洗衣制度规定了该轮到谁去使用位于公寓大楼后面共享区域内的公共洗衣房。妇女们经常会在别人的洗衣日帮忙，虽然今天很多人都在谈论共用厕所的恐怖，但格拉斯哥的人们往往会回忆起这些公共设施的一尘不染。砂岩村庄格拉斯哥的公寓生活说明了为什么社会资本具有真正的经济效应。琼·梅尔文所给出的描述表明，信任和互惠是非常重要的。琼解释说，公寓的入口处往往有两把锁：一个是大大的笨重的“死”锁，需要一个巨大的钥匙来打开；另一个是较小的硬币大小的锁，对应一个小钥匙。但那些大锁从来没用过，琼说：“那些大钥匙放在抽屉里都生锈了。”包括琼的房子在内的许多公寓，钥匙在没人在家的时候是留在门上的。而在其他的公寓里，钥匙系在一根穿过信箱的绳子上，这样任何人都可以拿到钥匙。虽然在英国门不上锁一度很常见，但格拉斯哥的规范更进了一步：门不锁意味着你信任你的邻居，钥匙留在门闩里意味着你在邀请他们进来。大门向人们敞开着，邻居会挤进彼此的厨房，他们有时会借用一些面粉、盐、黄油，并留下一张便条说他们把东西拿走了。归还是不一定的，但人们预期这笔交易是互惠的。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寓楼的经济结构，虽然每个家庭可能只租一个单向房或一室一厨型房，但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穿行整座大楼。形式上是一些小的私人空间集合，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半公共空间。与吉姆·克雷格这样的造船工人交谈，令人惊讶的一件事就是听到就业是多么不稳定，即使在经济景气时期也是如此。现如今，哀叹服务行业的“随叫随到”或“零工”合同，并将其与制造业曾经提供的稳定工作进行比较，成为一种时尚。但这种观点是乐观的，克雷格说，除非你有一份罕见的“员工”工作，这可能只占到了劳动力的1/5，否则造船工人都是随叫随到的工人，只有在有船要造的时候才会受雇。这种影响在下河当天表现得最为明显，船厂工人和当地人会聚集在一起，庆祝这艘船驶入克莱德河，但这种庆祝是短暂的，也是苦乐参半的。如果是在早上下河，那么幸运的人下午就会回到另一艘船上工作，不幸的人则会被解雇。许多男人不用通勤，因为船厂旁边的街道两旁都是密密麻麻的公寓楼，因此工人中午就可以回家吃午饭了。邻里之间广泛的非正规网络有助于男性找到工作。许多像克雷格一样的人从事着“父子式”的工作——儿子给父亲当学徒。这意味着一艘船的合同的终止至少减少了两份收入，这对一个家庭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关于其他船厂的信息很快就从“楼梯上”的邻居那里打听到了。克雷格说，在费尔菲尔德下岗的人很快就会听说在克莱德河下游斯蒂芬造船厂的工作机会，或在上游的哈兰和沃尔夫船厂的工作机会。这种技术劳动力的流动池，也是持续的人才市场，这正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提出的推动城市成功的第一种力量，它直接依赖于社会资本。女性负责家庭预算，并依靠其他规范来管理家庭不稳定的收入。其中一些非常简单，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失业了，她会收到公寓邻居送来的周到的食物包裹，里面装着面包和汤。琼·梅尔文解释说，其他包括典当等的运作方式则更为复杂。考虑到造船工作的波动性，典当行的服务——将贵重物品换成现金，并同意手头宽松后再换回来的协议是有用的。这种做法很普遍，到处都是典当行，但也有它的问题。首先，一些家庭缺乏典当行接受的抵押品；其次，即使他们的物品最后被典当行接受了，但若被其他人看到典当结婚礼物或儿童乐器也会感到尴尬。因此，一听说一个男人失业，邻居们就会把自己可以典当的物品（常见的是一套新的亚麻布）借给他家,然后由另一个邻居将物品典当。通常情况下，一栋公寓楼会有一个经常典当物品的人，他在典当行那里信誉良好，而且不怕被人耻笑。一个邻居提供抵押品，另一个邻居负责典当，而陷入困境、资金不足的那个邻居则得到了资金。戈万的金融科技正如罗伯特·帕特南在意大利乡村所发现的那样，格拉斯哥公寓住户之间普遍的信任支持了独特的金融创新。另一个传统是一种被称为“家族”的借贷系统。一个典型的“家族”包括20个成员，需要持续20周。产品的价值通常在2英镑左右，成员每周将支付这个金额的1/20。在每个周末，会从帽子里抽出一个数字来决定哪个成员获胜了，获胜者可以得到2英镑。这是没有风险的，你只能赢一次，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在某个阶段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是一种创新的方法，可以一次性得到一笔钱而不需要承担债务，而且这种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邻居们相信，每个人都会支付钱款，而组织者也不会逃跑。“家族”是一种不会输的彩票，也是一种金融魔法。那些早期中奖的人得到了2英镑的一次性付款，这相当于一笔小额无息贷款。那些最后中奖的人不会损失任何钱，他们发现这是一个有用的承诺手段，也是一种每周锁定一些现金的方法。除此之外，“家族”的成员通常会根据需要修改结果，琼说：“你可以交换你的数字，以确保需要钱的人更早得到钱。”除了格拉斯哥的劳动力市场和当地创新性的金融手段，这些规范和传统还提供了一种社会安全网。在安奈林·贝文强迫英国医生成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雇员之前，去看职业医生意味着要付钱。琼·梅尔文回忆道：“下午6点前是1先令9便士，之后是2先令6便士，医生问的第一件事就是：你有钱吗？”每个家庭都尽量避免医药费支出，女性开发出了各种治疗疼痛的药物。这种文化在1948年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建立后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在一个孩子出生时就更凸显出来了。住在公寓楼里的妇女充当了邻居的助产士。大多数孩子出生在家里，通常是在厨房地板上。这个安全网络延伸到了外部，这里的住户经常允许无家可归的人——“大厅里的流浪汉”睡在楼梯间里，在格拉斯哥寒冷的冬夜，遍布整个公寓楼的煤火给人以温暖的慰藉。在社会资本处于低谷的意大利南部，罗伯特·帕特南发现公民生活已经瓦解为“非道德家庭主义”，人们以一种愤世嫉俗、短视的方式生活着，只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他们直系亲属的利益而行动。对我在格拉斯哥采访的许多人来说，公寓楼生活的故事则是截然相反的极端，这正是迪尔凯姆认为的那种“相互精神支持”，以及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安全网。科林·奎格利回忆道：“你就是你邻居的孩子，成年人会去帮助或惩罚邻居的孩子，就好像他们是孩子的父母一样。”琼·梅尔文回忆起一次这样的事情时说：“我跑过去找我的姑姑，的确，她不是我真正的姑姑，但她们都是我在楼里的姑姑。”与时俱进——重塑格拉斯哥继烟草和船舶制造业之后，塑造帝国第二城市的第三种力量就是格拉斯哥市议会。私人住房市场在19世纪是失败的。由于土地所有者建造的房屋太少，房东会宁可留下1/10的空置房，也不降低租金来填满这些房子。到了1895年，格拉斯哥城市改善信托基金已经介入，建造了46栋公寓大楼，包括415个住宅和近100家商店。该信托基金还建造了第一批可出租的非营利性住房，这是迈向社会住房的第一步，社会住房将成为英国福利国家的基础。激进的措施还是不够，1914—1915年短短一年间，格拉斯哥部分地区的房租上涨了25%，约2万名租户举行了罢工活动。1915年的租户罢工引发了一场住房革命，到1939年，格拉斯哥市议会提供了约17%的住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格拉斯哥市议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建筑商，私营企业每建造50套住房，它们就建造2 000套住房。格拉斯哥市议会也开始做出具有远见卓识和未来主义气息的建筑与设计决策，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除了俄罗斯以外，没有哪个城市的住房建设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与胆怯和落后的船舶制造业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1960年开始，有300多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大部分到1968年完工。红道小区由8个大厦组成，可容纳4 700人。它们高达30层，是欧洲最高的住宅楼。在此期间被分配到新家的当地人还记得当时的兴奋之情，从单间公寓搬到高层公寓就像“中了彩票”一样。在格拉斯哥市议会把格拉斯哥变成高层公寓城市的同时，也还在继续扩建——在卡斯特米尔克、德鲁姆扎佩尔、伊斯特豪斯和波洛克建造了新的房屋。这些开发项目位于该市四个象限的外围，被当地人称为“四大”外围，初步设计可容纳近15万人。第一批家庭在20世纪50年代末搬到了周边的住宅区，当时造船业还很发达，与高层住宅一样，当地人记得搬到这些住宅区那令人兴奋的时刻，那里有更多的空间，还有自己的花园和独立厕所。资本的失败恢复船舶制造业的经济计划是缓慢、退缩和温和的，其中还有当时应该发现的经济缺陷。住房规划则有所不同，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推动这座城市朝着激进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狭窄的公寓楼被拆掉，先进的塔楼和周边的住宅区拔地而起。在戈尔巴尔斯地区，每一栋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寓楼都被拆毁了，在其他地方，绝大多数公寓楼则被夷为平地。船舶制造业的损失一直是一团糟，拆迁是有意为之，资金充足且计划周密。事后看来，这些安置计划就像一个快速破坏社区结构的处方。搬过来的人很少通过房产中介机构，98%的新居归市议会所有，人们可以心血来潮地搬来搬去。“四大”外围的小区意味着社区被分散到了格拉斯哥的各个角落，打破了邻里关系，为那些在中心工作的人创造了长时间的通勤之路。卡斯特米尔克的高楼成为一首著名民歌的主题，这首歌悲叹母亲和在楼下玩耍的孩子的分离。最重要的是，这里多年来没有到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里创造了一群陷入困境的人。住房计划还揭示了一个尖锐的新政治观点，即地方贸易、商店和非正规社区经济在一个地方的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格拉斯哥最早涉足公共住房领域暗示了贸易的重要性，比如有的公寓会专门为商店留出一层的空间，但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就消失了。“四大”外围的小区是购物沙漠，它们有数百条街道，但没有商业街，这意味着要花很长时间去城里才能买到基本的生活用品。这里对酒吧的态度更加直白，戈尔巴尔斯是一个有4万人的中心公寓区，在其建筑被拆除之前，大约有200家酒吧。为了容纳3.4万名搬迁者而在德鲁姆扎佩尔建造的外围小区则一家酒吧都没有。结果是灾难性的，由于缺乏持续的投资，格拉斯哥的高楼大厦很快就破败不堪。又由于不受家庭欢迎，居民们表示感到与世隔绝和孤独。亲爱的绿色之地很难证明雄心勃勃的住房政策解释了神秘的“格拉斯哥效应”，但其模式肯定可以解释。与格拉斯哥很相似的城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都经历了急剧的去工业化过程，但却没有经历过同样程度的强制重新安置或房屋拆迁。格拉斯哥曾经是一个钥匙可以留在门上的城市，最近的调查显示，认为人们可以互相信任的格拉斯哥人的比例要低于利物浦或曼彻斯特。格拉斯哥曾是一个出生、婚礼和死亡都是公共事件的地方，如今格拉斯哥近10%的人感到被孤立和孤独（英国的平均比例为4%）。这些感觉都与导致人们死亡的糟糕行为——酗酒和吸毒有关。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也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间接证据是强有力的，当地人的故事更引人入胜。格拉斯哥更广泛的教训是，城市经济中有许多我们看不到、数不清或无法衡量的价值。引领一个城市成功的强大经济推动力，也就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说的集聚外部性是无处不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就像埃米尔·迪尔凯姆提出的“相互精神支持”，也就是那种支持一个经济体成功并有助于缓和其失败的非正规扶助。这些东西都不是私人所有的，它们是城市里每个人共享的。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能精确测量，它们都存在于哲学和一个城镇的传统中。格拉斯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亲爱的绿色之地”，它向未来3/4的人将居住的城市发出了警告：当一股经济力量可以共享，却又看不见，而且很难衡量时，说明你在保护它的方面做的事太少了。英国船舶制造业始于格拉斯哥，戈万是它的心脏，费尔菲尔德是领先的船厂。这座城市的成就改变了现代世界，但现在早已不复存在。尽管如此，戈万造船厂的工人吉姆·克雷格仍然感到自豪和忠诚，并决心保持乐观，他告诉我一项在克莱德河上修建一座新桥的计划，这座桥将连接萧条的戈万商业街和格拉斯哥富裕的西区。在我们讨论这个计划时，克雷格解释说，过去过河要容易得多，他拿出智能手机找了一些小渡船的照片，这些渡船曾在费尔菲尔德的全盛时期载着通勤工人渡过克莱德河。克雷格的手机相册里装满了他孙子孙女的照片，其中还有他建造过的大船的照片。他在诺西女士号客轮的照片前停了下来，这是一艘为铁行轮船公司制造的588英尺长的客运渡轮，于1987年在戈万下河。他说：“那是一艘很棒的船，我们打败了建造它的‘双胞船’的日本造船厂，它操作起来就像一颗宝石。”克雷格还放大图像以展示其细节。后来我查了查这艘船。这艘船现在改名为约克骄傲号，这艘格拉斯哥式的船仍然在赫尔和鹿特丹之间航行，最多可容纳850辆汽车。它将于2021年完成服务使命，这是英国建造的最后一艘大型客轮。

2020-09-30 07:42 2020-09-30 0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