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8月3日讯 香港《信报》7月20日发表资深法律人罗德言的署名评论文章《略谈港区国安法与司法管辖权问题》，该文指出，中央对香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完全合宪合法，无损香港特区享有的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是天经地义和职责所在。

文章摘编如下：

6月23日，李国能（编者注：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发文称，尽管驻港机构管辖权只会在最例外的情况下行使，仍会破坏香港法院根据基本法授权行使的独立司法权力；中央驻港机构行使管辖权时，案件将会在内地处理及审理，案件的被告不能享有香港司法程序的保障。这种观点在香港颇有市场，却似是而非，为了正确理解港区国安法中涉及香港特区司法管辖权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解答以下几个问题入手：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国家安全事务不是由中央负责，而是完全下放给地方的呢？在香港回归23年没有完成基本法规定的宪制责任和立法义务，致使国家安全面临现实威胁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香港，有何理由排斥中央行使合法合理的权力？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的司法机构拥有完全的司法管辖权吗？

国家安全事务属于中央事权

国家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从来都是中央事权，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在起草香港基本法的过程中，考虑到香港的特殊情况，出于对香港的高度信任，没有将内地刑法直接适用于香港，而是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区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但这丝毫不改变国家安全属于中央事权的属性，更不能以此制约中央作为主权者在维护国家安全事务上的权力。

香港回归已经23年，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特区的宪制责任和立法义务尚未落实，国家安全面临现实威胁，这在过去一年的修例风波中突出表现出来。香港没有任何理由排斥中央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建立和完善原本就属于中央事权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制度和机制。正如港区国安法第三条所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任”。中央的根本责任是最高责任、最终责任、全面的责任。而要落实这份责任，就必须有相应的权力保障，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拥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最高权力和最终权力。

港区国安法对香港特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管辖权作了明确划分，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和绝大多数工作（包括执法、司法等），中央只保留在特定情形下的管辖权。这与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上承担的宪制责任和职责是完全一致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管辖权不是绝对的、完全的、无限制的

有所谓法律界人士试图拿基本法第十九条第一款“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以及第二款“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除继续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外，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来作为对抗中央在香港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尚方宝剑。实际上，基本法第十九条并未赋予香港特区绝对的、完全的司法管辖权。该条第三款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这恰恰说明香港特区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并不是全面的、无限制的，而是有局限的。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等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应当而且必须受到限制。

中国是单一制国家，香港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的司法管辖权源自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通过香港基本法的授予，其本质上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司法权。在中央和地方的司法管辖权存在矛盾冲突时，中央有权以法律形式进一步明确二者之间司法管辖权的界线。

中央特定情形下行使管辖权天经地义

港区国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在涉及外部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无法有效执行港区国安法的严重情况、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下，香港特区自身难以处理有关案件，中央行使管辖权，能够有效避免国家安全遭受重大损害，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

必须承认，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能力和手段是有限的，存在力有未逮之处，存在无权管、无力管、管不了的情形；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力机构（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等机构）的自身安全，也可能遭受严重威胁而需要中央政府加以保护。中央保留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必要的、最后的管辖权，可以防止出现因特别行政区不履行、无法履行或无力履行职责而导致国家安全受损甚至失控的严重后果。中央保留特定情形下的管辖权，有利于提前防范风险，在风险来临时，也有有效手段可以化解风险，最大程度避免出现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的最极端情况。

香港的政治现实也要求中央须保留必要的司法管辖权

从政治上说，中央保留在特定情形下对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管辖权，亦属十分必要。鉴于香港目前的社会政治生态特别是司法法律界现状，中央政府若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完全交给香港特区，也是不负责任的，无异于措积薪于猛火之上。如果中央机构不能从头到尾对有关案件行使侦查、检控、审判的权力，难以保证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依法追究，使得该判有罪的可能被判无罪，该重判以儆效尤的可能被轻判了事。果如是，则港区国安法就成了一纸空文，无法有效落地实施，难以对香港内外敌对势力形成震慑，香港的巨大国家安全风险漏洞，也就无法堵塞。

总之，笔者相信，港区国安法的制定、颁布、实施，不仅是法律问题、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实践将证明，港区国安法将是香港否极泰来的转折点，随着国安法实践的推进，广大市民必定能享受到法律保障所带来的巨大益处，部分市民心中的疑虑也会逐渐消散——正如“一地两检”的实施将所有歪曲解说都一举吹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