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真出现一场大流行的可能，工作组需要决定何时放弃“遏制”——即努力将病毒控制在美国之外，并隔离任何被感染的人——转而采取“缓解”措施，阻止病毒在国内的传播，直到有疫苗可用。

这场演习令人警醒。这群人——包括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 Redfield)，以及时任白宫特别工作组负责人的阿扎尔——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存在严重扰乱国家经济和数百万美国人日常生活的风险，也将很快需要采取更为激进的社交远离措施。

总统在3月中旬敦促民众保持社交距离，但随后几乎立即开始讨论重新开放经济活动。 Andrew Se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如果卡德莱克还有怀疑，两天后这些怀疑也消除了，因为他偶然发现了一封来自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一名研究人员的电子邮件，对方正是那群花了数周时间在“赤色黎明”电子邮件链里追踪疫情的学者、政府医生和传染病医生中的一员。

一名20岁的中国女子感染了五名亲属，尽管她本人从未表现出任何症状。这件事的可能影响很严重——表面上健康的人可能在无意中传播病毒——也为迅速采取措施减少传播的需要提供了依据。

“这是真的吗？！”卡德莱克在给那名研究人员的回信中问道。“如果是的话，我们的筛查和隔离工作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名研究人员的回答直截了当：“人们正在把病毒带到所有地方。”

第二天，卡德莱克和其他人决定将一份题为《减少传播的四个步骤》的计划提交给特朗普，告诉总统，他们需要开始让美国人为一个国家历史上几乎从未采取过的步骤做准备。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总统的大发脾气和内部的地盘之争耽搁了这项计划。工作重点转向了传递信息和对成功的自信预测，而不是呼吁公众为减少病毒传播采取措施。

2月份的最后几天，或许比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的任何时刻都更能说明这位总统的无能或不愿意接受向他发出的警告。在一场公共卫生灾难中，他却重拾自己惯用的政治策略，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让新冠病毒得以在全国悄悄地蔓延。

卡德莱克的工作组想马上与总统见面，但特朗普当时正在印度访问，所以他们同意，特朗普两天后一回来，就尽早当面向他说明情况。如果他们能够说服他相信改变做法的必要性，他们就可以立即开始一场全国性的教育运动，让公众为新的现实做好准备。

工作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合作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标题是《美国政府应对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措施》，这份日期为2月14日的备忘录记录了将采取的更为严格措施，包括：“大幅限制公众集会规模，取消几乎所有体育赛事、表演，以及不能通过电话召开的公众和私人会议。考虑学校停课。来自公共和私人机构涉及范围广泛的‘禁足令’，一些人几乎100%远程上班。”

这份备忘录并不主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活动限制，但指出，在“持续的人际传播”明显存在的地方，采取有针对性的“检疫和隔离措施”可以减缓病毒的传播。

但在他们有机会向总统当面提交这份备忘录前不到24小时内，计划黄了。



2月25日，就在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从印度返回美国时，国家免疫和呼吸道疾病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zation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主任南希·梅索尼耶(Nancy Messonnier)博士 向公众 发出了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的直率警告。

但梅索尼耶早了一步。工作组还没有把计划告诉总统，更不用说得到他的同意了。



原定在特朗普回来的当晚向他提交保持社交距离建议的会议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总统召集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宣布，将由副总统迈克·彭斯负责白宫的抗疫工作。

副总统迈克·彭斯本月参观了位于弗吉尼亚州戈登斯维尔的沃尔玛配送中心。特朗普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M·阿扎尔二世发生冲突后，彭斯被任命为政府新冠病毒工作组负责人。 Anna Moneymaker/The New York Times

说服特朗普有必要采取果断行动的努力受到拖延。让彭斯和他的工作人员负责这项工作，重点很明确：不要再发出危言耸听的信息。福奇和雷德菲尔德等卫生官员的声明和媒体露面将由彭斯的办公室协调。等特朗普宣布认真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时，又过去了三周多的时间，而病毒传播的速度就是在这段浪费了的时间里迅速加快的。

中国因素



对新冠病毒的最早警告陷入了政府内部有关中国争论的泥潭。最早提出旅行禁令的是对华鹰派人士。但他们对中国的敌意，也削弱了这两个世界大国在应对全球危机上采取更合作做法的希望。

那还是在1月初，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与香港一个流行病学家的通话让他感到恐惧。



国家安全副主任马修·波廷格（左）是特朗普政府中推动中国旅行禁令的人之一。 Andrew Harnik/Associated Press

波廷格曾在SARS暴发期间担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报道这种高传染性病毒造成的死亡的经历让他至今仍心有余悸。



17年后的今天，他的朋友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你们需要做好准备。这位朋友警告，没有症状的人也能传播这种最初在武汉暴发的病毒——但在当时，美国卫生官员还没有接受这个说法。波廷格通过发言人表示不予置评。

这是发给白宫的最早警告之一，逐级上报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报告中也包括类似的警告。尽管中央情报局的大部分早期评估报告所掌握的信息并不比公开的资料多多少，但情报界的一些更专业的角落正在发出高水平的、令人恐惧的警告。

美国国务院的流行病学家在1月初提交给国家情报总监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种病毒可能会蔓延到世界各地，并对新冠病毒可能会发展成一场全球大流行做了警告。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的一个小前哨部门——国家医学情报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edical Intelligence)也在独立的工作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今年早些时候，在得到了有关新冠病毒的初步信息的几周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生物防御专家们看到了武汉正在发生的情况后，开始呼吁官员们考虑对像芝加哥这样大的城市采取隔离措施需要怎么做。

上个月，意大利贝加莫若望二十三世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中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Fabio Bucciar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到1月中旬时，新冠病毒正在中国境外传播的证据也越来越多了。波廷格开始就新冠病毒的情况召开每日例会。他向上司、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C·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发出警告。

波廷格及其他对华鹰派人士早先发出的警报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包括推动对中国的公开指责。政府内部的批评人士说，这种做法在新冠病毒蔓延到西欧，并最终蔓延到美国的过程中，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

这些人也受到了特朗普的经济顾问的反对。他们担心，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可能会破坏与中国达成的初步贸易协议，而这是特朗普连任竞选的支柱之一。



波廷格对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持怀疑态度，有些人甚至认为他密谋推翻中共。他最初曾怀疑，中国政府隐瞒了一个阴险的秘密：新冠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的一个研究致命病原体的实验室。在他看来，这甚至可能是一场发生在毫无戒心的中国人身上的致命事故。

在会议和电话中，波廷格要求情报机构——包括从事亚洲问题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究的中情局官员——寻找可能支持其理论的证据。



他们没找到任何证据。情报机构没有在中国政府的内部交流中发现任何警报，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一种致命病毒从政府实验室意外泄漏的话，会伴随有这种警报。但波廷格仍相信，新冠病毒问题比中国人所承认的要严重得多。在白宫西翼，国内政策委员会(Domestic Policy Council)主任乔·格罗根(Joe Grogan)也试图警告，来自中国的威胁正在加剧。

在奥布莱恩的支持下，波廷格成为在1月的最后几周里试图说服特朗普对来自中国的旅行采取限制措施的力量之一，这是为阻止病毒传播所采取的第一个实质性措施，总统也多次提到这一点，作为他应对得当的证据。

除了来自总统经济团队的反对，波廷格及其对华鹰派盟友还不得不克服来自政府公共卫生专家的最初怀疑。



政府公共卫生团队的两名主要成员安东尼·福奇博士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博士打算支持政府在二月底之前作出防疫政策的转变。 Pete Marovich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卫生官员说，旅行限制一般对控制疾病暴发起反作用，因为禁令会使医生和其他急需的医疗援助无法轻易到达疫区。这种禁令往往导致被感染的人们逃离限制区，从而进一步传播疾病。

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传染病专家和公共卫生专家詹姆斯·劳勒博士发给联邦政府医生和曾任流行病高级顾问的人的电子邮件。

尽管如此，特朗普及其他高级官员担心进一步惹恼北京。除了担心影响贸易协议外，他们也知道，由于美国在抗击新冠病毒急需的药品和防护器材上严重依赖中国，两国对抗不断升级是有风险的。

但在这场日益严重的危机中，鹰派人士仍在2月份继续推行对中国采取严厉立场。波廷格和包括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的助手在内的其他人坚持在政府声明中使用“武汉病毒”的说法。

庞皮欧试图在每一个环节传递反华信息，最后甚至敦促七国集团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使用“武汉病毒”的说法。

包括彭斯的助手在内的另一些人抵制公开采取强硬立场的做法，他们认为，激怒北京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拒绝出口医疗用品、药品，以及共享任何可能最终对疫苗研制有用的科学研究。



新冠疫情始发地中国武汉的一家专治新冠病毒疾病的临时医院。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加剧了美国疫情应对的困难。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特朗普在3月中旬采取了和解的做法，赞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抗疫工作。



但当助手们告诉特朗普，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公开编造了一个新冠病毒来源的新阴谋论，称病毒是美国军人去年10月访问中国时带去的时，情况陡然发生了变化。

特朗普升级口水战的决定，破坏了两国政府在应对这场全球威胁上进行广泛合作的任何尚存的可能。这种相互怀疑是否会影响两国在治疗或疫苗研制方面的努力，仍有待观察。目前，两国已在这两个方面展开竞争。

混乱的后果

特朗普政府的混乱文化助长了这场危机。缺乏计划和执行失败，再加上总统对新闻周期的关注，以及他更相信自己的直觉而非数据，都消耗了时间，甚至可能是生命。

在白宫西翼，人们普遍认为，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脾气暴躁、自以为是，而且喜欢插手。他是最直言不讳的对华鹰派人士之一，1月下旬，他与政府卫生专家就发布中国旅行禁令一事发生冲突。

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曾发出警告，称一场大流行会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和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这条不请自来的讯息，和当时总统淡化威胁严重性的做法存在重大冲突。当助手们向特朗普提起此事时，特朗普回应说，他对纳瓦罗以书面形式提出警告感到不满。

从认识到病毒的威胁那一刻起，特朗普身边人的那些常见的敌对和派系斗争，就一直困扰着政府的应对工作，再加上总统的冲动性情，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决策和政策制定。

面对这种致命病原体的持续打击，分歧和缺乏长期规划导致了严重后果。这些都拖慢了总统的反应速度，并导致执行和规划上的问题，包括向国会寻求资金时的延误，以及未能开始广泛的监视检测。

回到华盛顿，从白宫外传来的声音，对特朗普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多快采取行动有着不同看法。

3月9日，纽约证交所的交易员，当时股市出现了十余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两天后，特朗普宣布对欧洲实施入境禁令。 Ashley Gilberts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暗中制定对策的过程充满了争吵，有时在组织上很随意。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月27日下午匆匆召集的一场会议，就属于这种情况。白宫战情室里只能站立，挤满了白宫高级顾问、低级别幕僚、特朗普的社媒大师和多位内阁部长。没有针对潜在大流行暴发制定的准备工作事项清单，这项工作本该涉及要求进行大量测试、迅速获得防护装备，以及对美国人的出行可能实施的严厉限制。

几天后，即1月30日晚上，总统即将做出最终决定，着手发布对中国的旅行禁令。当时的白宫代幕僚长米克·穆尔瓦尼(Mick Mulvaney)和阿扎尔打电话给空军一号。阿扎尔直截了当地警告说，该病毒可能发展成大流行病，并主张中国应为其不透明性受到批评。

特朗普拒绝了批评中国的想法，称该国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并且，如果说总统对旅行禁令的决定证明他已经充分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对阿扎尔的回应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不要恐慌，特朗普对他说。

整个2月份，这种心态一直存在，总统的高级助手们一直在传达一致的信息，但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步骤来为可能发生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做准备。

一月，北京一座机场内的星巴克员工在给顾客量体温。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卡特·梅彻在2月底向同事主张进行所谓的“定向分层阻断”（TLC）和非医药干预（NPIs），具体措施包括关闭学校和商铺，以限制病毒传播。阿扎尔等公共卫生官员大致上也是在那段时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2月就这样过去了，3月到来，总统仍然被立场不一的派系包围，尽管事态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不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是行不通的。

特朗普已同意在3月11日晚做一次椭圆形办公室讲话，宣布对欧洲实施旅行禁令，在欧洲，病毒正在意大利肆虐。但是，在回应他的商界友人和其他人的观点时，他继续拒绝呼吁保持社交距离、学校停课和其他可能危害经济的措施。

包括特朗普自己的国土安全顾问理托马斯·博塞特在内的疾病大流行专家通过“赤色黎明”邮件组讨论，此前特朗普已于3月11日宣布对来自欧洲的入境加以限制。

但是这种病毒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快速蔓延——而在重症患者越来越多、缺乏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缺乏呼吸机和足够的重症监护病床的情况下，医院面临崩溃的危险。经过数周的拖延和无所作为后，令总统及其助手焦虑不安的问题是：这下该怎么办？

椭圆形办公室讲话后不久，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在白宫内颇受信赖的权威专家斯科特·戈特利布博士(Scott Gottlieb)来见了特朗普，这场会面一定程度上是总统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力主促成的。戈特利布的作用是要让总统知道，这场危机可能会变得多么严重。当时负责工作组的彭斯也起了作用，用不同于阿扎尔的方式向总统介绍当下问题的严重。

在黛博拉·比尔克斯的劝说下，特朗普最终同意采取更严厉的防疫措施。 Anna Moneymaker/The New York Times

助手们说，但是到最后，是加入了工作小组的资深艾滋病研究员黛博拉·比尔克斯博士(Deborah Birx)帮助说服了特朗普。伯克斯声线温柔并爱用特朗普喜欢的那种图表，并且没有那种会激怒总统的咄咄逼人。他经常告诉人们，他认为她很优雅。

3月16日周一，特朗普宣布了新的社交距离指南，并且将持续两周有效。随后严重的经济动荡促使总统反复提出取消限制，甚至包括那些临时的限制。他频繁地问助手，为什么在新闻中，他的政府仍然因检测上的全面失败被责怪，并坚持把责任推给各州。

在3月的最后一周，参加工作小组会议的白宫高级顾问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为其他助手的担忧发声。她警告特朗普，他所期待的复活节恢复秩序的打算可能无法实现。她还告诉他，在批评者的眼里，病毒导致的每一例死亡都是他的过错。

他没有取消限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