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我一路走回人民南路并向锦江边往南走时，似乎有数百人仍然逗留在各处，仍然有很多人喝着汽水和啤酒、吃着冰淇淋，聚集成群讨论当前的情况，一直到锦江宾馆都是这样。 这是在凌晨1点45分之后了。”

“泛光灯照射下的毛泽东雕像，随着烟雾弥漫在灯光照射的空间内，仿佛一个种怪异的象征，像看上去像陷入一片困境之中。”

成都抗议活动中确切的死亡人数不得而知。 Andy Levin

几天后，19岁的成都大学学生陈静（音）告诉我，仅仅是他的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就有20名学生在6月4日和5日在与警方的混战中死去，大约有130人被抓。这些数字无法得到确认。

一袋袋土豆

在对峙的第二个晚上，我去了锦江宾馆。我天真地想，我也许可以拿到一份《人民日报》，得到一篇关于北京、成都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的书面报道。

当我在酒店时，发生大骚乱。保安人员将我们所有人推入酒店并锁上门。他们还锁住了通常一直开着的酒店大门。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每个人都到面向酒店正面房间的阳台上观看。

一大群男人破门而入，挤满了底层。他们与保安人员对抗，并开始从酒店巨大的大堂窗户扔石头。他们拿来一张8x10的胶合板点燃，讽刺地是，那上面画着的是西藏的旅游广告，然后将它滑到酒店大门门缝下面。我们是否会被锁在一家着火的酒店里终结一生？我在酒店里疯狂地跑来跑去，想弄清楚如何逃生。

1989年6月，成都，街头受伤的示威者。 Andy Levin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

第二天，武装部队坐着卡车在市中心转圈，抗议活动就此结束。一切恢复正常，无论这意味着什么。

1989年6月8日，安迪·莱文发表在《底特律新闻》上的报道。 Courtesy of Andy Levin

我写下了我的经历，然后去了锦江宾馆的商务中心。我花了一大笔钱（可能是10美元）将文章传真给了《底特律新闻》。我当时并不知道传真是否发成功了。但是《底特律新闻》在6月8日发表了我的报道，标题是《另一个遭受了死亡与混乱的城市》。正是通过这篇文章，我的家人发现我还活着。

裂缝中的纸片

我觉得，在目前的政治镇压下，还想往西藏自治区跑是不明智的。于是，我去了四川和甘肃两省的藏区。

途中，我参观了夏河附近令人惊叹的拉卜楞寺。在用藏语与我交谈之后，几个僧人把我带进他们简陋的住处。他们告诉我，他们一直受到中国当局的监视。不能自由地祈祷或学习，这让他们感觉更像是一个旅游景点，而不是一个自由运作的修道院。抗议的人都被带走了。

在四川和甘肃两省的藏区，安迪·莱文和藏区人民在一起。 Andy Levin

他们万分紧张地从墙上的一条裂缝中取出一些小纸片展开来。纸上写满了关于西藏自由与独立的口号。他们把它们压在我的手心，让我告诉全世界他们的困境。我保证会照做。 我把那些简陋的小纸片装框，今天你可以看见它们挂在国会议员办公楼我的办公室里，象征人们渴望自由无所不在。

当我到达甘肃省省会兰州时，中国镇压的后果仍显而易见。我看到一大卡车的囚犯经过城市街道。人们告诉我他们是示威者，正被带去处决。但同样，我无法证实。

我在成都的经历，以及我在北部藏区的旅行，深深触动了我。无论中国政府做什么或说什么，我清楚地知道，从香港到成都，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坚信一个远离腐败和权力滥用的，平等和民主的未来终将到来。他们三十年没有实现这些目标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停止为他们而努力。